陈丹燕:我爱一本书 所以我去了作家的故乡

  • 2017-03-13 10:22
  • 来源: 晶报

陈丹燕:我爱一本书 所以我去了作家的故乡

陈丹燕

  陈丹燕早年以《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三部曲成名,1990年后,她开始走出国门,足迹遍布世界很多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都柏林发现地理阅读的可能性,摸索出适合自己的地理阅读方式:一路走,一路读,然后回来写读书笔记。2013年到2016年的三年间,以这种方式,她奔走在塞尔维亚读《哈扎尔辞典》,流连在都柏林品《尤利西斯》,并捧出了两本图文并茂的读书笔记《捕梦之乡》和《驰想日》。这两本书不仅语句细腻优美富有文化内涵,而且点缀着很多颇有味道的摄影作品,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其中最难能可贵的阅读体验,就是陈丹燕在贝尔格莱德获得了帕维奇夫人的允许,躺在帕维奇躺过的大床上,读了一下午《哈扎尔辞典》,相信让帕维奇迷们羡慕不已吧。

  种体验世界的方法,作家在小说中创造出一种气氛,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进而反观自己的生活。

陈丹燕:我爱一本书 所以我去了作家的故乡

陈丹燕在帕维奇的卧室里“捕梦”。

  晶报:我们了解到您去了帕维奇的故居,帕维奇的太太有没有透露一些他的生活习惯?

  陈丹燕:这是我的好运气。如果他的家人不愿意接受我的拜访,也是合情合理的。将心比心,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他看了我的书,要到我家来住两天,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同意。但是帕维奇的太太愿意,很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太太确实向我透露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比如她说,帕维奇健在的时候,每天下午一点钟都要睡个午觉,醒来就开始讲述各种梦境。这些梦全都有结构,有细节,就像创作一样。《哈扎尔辞典》中有一个梦的世界,许多细节都来自帕维奇自己的梦境。帕维奇太太的那些话对我理解帕维奇有重大意义。

  一位作家没有感性,他的作家生命就结束了

  晶报:您曾经说过自己喜欢去边缘小城旅行,那么在写作上,您是否也和主流文学保持着距离呢?

  陈丹燕: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我只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真正的作家也同样是个体性的,正如每位作家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样,只能够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埋头读自己喜欢的书,用心写自己的书,不大关注主流文学,也就谈不上与之保持距离。

  晶报:帕维奇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他的伟大在您的《捕梦之乡》中也有很多描述。您认为他能成为伟大作家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陈丹燕:在中国,大家都说《哈扎尔辞典》是辞典小说的发源,它的迷宫结构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技巧问题。我一直不认同这种观点,也无法说清缘由,直到我去过塞尔维亚。在那里,我终于明白,帕维奇在小说中展现的所有形式和技巧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问题,而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问题。那片土地长成什么样子,作家才可以把它写成什么样子。这是我地理阅读的巨大收获。

  帕维奇的伟大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只能举出一些侧面。比如他有很强的结构能力,才能写出《哈扎尔辞典》和《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这样结构奇特的小说。他有很强的语言能力,很多词句非常漂亮,充满画面感。他在写作《哈扎尔辞典》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却充满了年轻人感知世界的敏感度。据我所知,很多作家到了中年以后,已经没有感性,行文全靠理性的推动。在我看来,如果一位作家没有感性的部分,那么他作为作家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

  晶报:也就是说感性对于作家尤为重要?

  陈丹燕:对,当然理性对于作家也重要。但是如果只有理性,没有感性,这个人就只是一个直叙故事的人,或者说是一个研究论文的人,却不是作家。帕维奇八十多岁的时候,写出来的故事依然充满感性,这就很了不起。

  晶报:帕维奇在《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一书中的一个细节给我留下很深地印象,就是一个盗贼把一个男人的房子给偷走了,又使他的床倾斜着,他差点被自己的头发勒死。这种想象力就像卡夫卡说过的,被人打了一巴掌,就是有种力度。

  陈丹燕:是的,他很了不起。所以说他不可能被抄袭,你说怎么抄?如果一个人有本事抄袭帕维尔,我打心底佩服他。

  偏爱写三部曲,可以写得很深很全

  晶报:除了《尤利西斯》和《哈扎尔辞典》之外,您还有第三部地理阅读吗?

  陈丹燕:地理阅读系列是三部曲,我比较偏爱这种写作形式,可以写得很深很全,同时读者也可以从中看到主题的延伸性。

  有一条从16世纪开始的旅行线路,叫“The Grand Tour”(伟大的旅行),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欧洲知识分子热衷从这条线路前往意大利寻找灵感源泉和文化滋养。它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寻找精神故乡的旅行线。在过去400多年时间里,拜伦、雪莱、歌德、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王尔德等都曾在那条路线上寻找灵感,并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创作。

  走完《神曲》之路,再走一条莎翁之路

  晶报:能说一下您今年的计划吗?

  陈丹燕:去年5月我带着整整一行李箱的文学作品,重走了但丁写《神曲》的路线。不仅在修道院里梦幻般地重读《神曲》,而且还找到了修道院里保留着16到17世纪的《神曲》羊皮本,让我大开眼界。去年我在教堂里学习了古典管风琴的弹奏,今年还想去那不勒斯学习榨橄榄油,还有学习欧洲小说书籍里插图使用的那种铜版画的画法。

  今年,我还打算走一条“莎士比亚之路”,沿着莎翁戏剧中的地名,在意大利走一走。莎士比亚有不少戏剧是以意大利为背景的,戏剧里有很多精确的意大利地理位置。无论走什么路线,每一个地点都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慢慢阅读,深深体会。

  在欧洲读欧洲小说,是取悦自己最梦幻的方式

  晶报:在您的新书《捕梦之乡》的简介中写道:“这些文字是一位痴迷行走的作家呈现给读者的真正的旅行文学。”您认为真正的旅行文学具备哪些要素?

  陈丹燕:旅行文学要有自己文学上的标准,遣词造句要考究,主题具有深入性和关怀性,并不是写一个新奇的地方就可以称为旅行文学。当下有很多作者所写的旅游指南一类的书不能称为“旅行文学”。

  其实旅游指南有它特定的读者群,实用性会非常强,但它不是文学,不是所有的读物都可以称为文学。我是作家,旅行为了写出文学作品,而不是要写旅游指南。

  晶报:您在“上海三部曲”中提到自己对城市地理的敏感,后来旅行的足迹遍布很多城市。在地理与旅行方面,您小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特别的启发?

  陈丹燕:我想应该跟我从小就喜欢地理有关系吧。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地理老师非常漂亮,同学们都喜欢她。我也非常喜欢她的课,所以我的地理成绩一直很好。那时候,我没事就摆弄地球仪,翻看世界地图册,觉得很享受。

  晶报:您是怎样发现地理阅读的可行性的?

  陈丹燕:我是在爱尔兰摸索到了如何在欧洲大地上仔细而安静地读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这也是一个欧洲小说爱好者取悦自己的最梦幻的方式了。

  晶报:您提到一个边缘的概念,您说边缘的地方最容易激发灵感。以前也读到过一种观点,就是远离中心的边缘才是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陈丹燕:对我来讲是这样,也许别人不这么想。欧洲文明的中心地带,比如法国、德国、英国,这些国家的学者惯于用自身的中心视角来解释这个世界,甚至觉得其他地方的文化不值一提。这些学者就是站在文化中心的位置,视野难免有所局限。但我们眼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也是多样性的文化,我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

  晶报:那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陈丹燕:我肯定不会站在欧洲主流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我的兴趣点还是在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上,到实地考察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小说家的目的,是激起读者对世界的好奇

  晶报:曹元勇曾说自己在去广州的火车上偶遇《哈扎尔辞典》,那么您是怎样跟这本书结缘的呢?

  陈丹燕:知道帕维奇,源自韩少功的那场笔墨官司。从那时候起,我就很留意帕维奇的小说,在上海的《外国文艺》杂志上读过他小说的节选,非常喜欢。后来经常和几位朋友开读书会谈论帕维奇和他的作品,那时我得出一个结论:《哈扎尔辞典》那样的小说无法被抄袭。

  很多大学教师都在讲帕维奇小说的结构创新,但他的文本特别令人费解。在我看来,帕维奇这样做就是为了让读者不能轻易看懂,从而让读者自己去找到结论,但帕维奇本人是不想为读者得出了何种结论去负责的。我当时就很想知道帕维奇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才要去塞尔维亚实地走访,为的就是以读者的身份看明白这本书。我爱这本书,所以我去了作家的故乡。

  晶报:置身塞尔维亚文化语境,是否更有助读懂《哈扎尔辞典》?

  陈丹燕:直到现在,我也不敢讲自己真正读懂了《哈扎尔辞典》。只能说是读出了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写成了一本读书笔记。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一位高明的小说家并不希望读者完全读懂他的作品。作品中的很多东西是个人体验,小说家希望凭此引导读者去体验,如果小说能够激起读者对世界的好奇,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

  晶报:读小说不能抱有功利之心。

  陈丹燕:是的,因为文学作品不是教科书,不是数学公式,也不是旅游指南,没有那么强的实用性。(文/欧阳德彬 谭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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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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