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迅:输了就输了,但我绝不屈服

  • 2018-05-09 16:13
  • 来源: 新京报

  朱迅在电影《摇滚青年》里出演叛逆少女。 图片来自《阿迅》

  主持《中国语讲座》。

  日本留学期间朱迅(右)在餐厅打工。

  《正大综艺》历届主持人。本组图片来自《阿迅》

  朱迅新书《阿迅》

  2007年,朱迅被查出乳头状瘤。 图片来自《阿迅》

  今年央视春晚朱迅(右二)担任主持人。 图/视觉中国

  主持人朱迅出新书了,这本名为《阿迅》的书封上是她的一张个人写真。她说,在写这本书时,每天就对着这张照片不停地发问。随着年龄不断地叠加,记忆时区更迭的速度越快,她很珍惜自己还能有机会“扎到肉里,渗到骨头里”和自己对话。

  在主持圈子里,朱迅一直被当做励志典范。年少时留学日本,在异国主流媒体打拼,主持了不少大型节目。回国后从坐冷板凳到主持《正大综艺》《星光大道》,并参与了6次央视春晚的录制。而在网页搜索朱迅的词条,“朱迅癌症复发”“朱迅带病主持”等“励志”热搜也居高不下。

  回顾前半生,与其说励志,朱迅坦言,不如说自己是在被时代推着走的时候,更早地领悟到“只有奋斗才能获得幸福”的真理。她说,她是典型的北京大妞,遇到事儿就特别容易认怂,但再怂也要敢于抡起板砖,告诉自己绝不能屈服。“我的理念是,这次输了就输了,爱谁谁,再继续努力呗。我写这本书也是想告诉大家,这种东西,其实每个人骨子里都有。”

  A “触电”叛逆女孩

  “乖乖女式的学生路,再也回不去了”

  朱迅出生于北京,爸爸是新华社驻外记者,妈妈曾经是教师,她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禁恶习、服从安排,是个标准的乖乖女。缺少父母的陪伴,家里又只有姥姥和两个姐姐,朱迅理所当然成了集宠爱于一身的老小。

  15岁那年,她被选为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一代》节目的主持人。这是她第一次“触电”,家人却没有时间来为她加油。前一秒,还偷偷委屈大哭,后一秒听到开场铃声响起,她立马抹掉鼻涕眼泪,满脸笑容地登台主持。

  正是这股子倔强劲儿,让电影《摇滚青年》的导演田壮壮认定由她来出演片中叛逆的待业少女“小小”。电影中小小不但和男主角好上了,还一起过了夜。这在朱迅眼里简直是“大逆不道”。她开始担心别人说她在剧组变成了“坏孩子”。但田壮壮一句“我关照过,这个孩子谁也不许动。”让朱迅放下心防。

  于是爆炸式麦穗头,配上浓浓的烟熏妆,完全“反朱迅”的形象成了她银幕中最初的惊鸿一瞥。也让她体验到了少年成名的优越感。上千封影迷来信堆满了学校传达室,在收到了2650元“巨额”片酬后,她带着姥姥和姐姐去快餐店“照死了吃”。她说,拍戏让她的心里突然闯进了很多莫名的东西,名利场的诱惑?成名后的浮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乖乖女式的学生路,再也回不去了。

  B 留学日本

  “现在让我去扫厕所,也是扫得最干净的那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后首个出国潮。曾自认是时代“弄潮儿”的朱迅,17岁便放弃了十拿九稳的北京电影学院,前往日本读大学。“与其说是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选择。”

  但日本的“樱花梦”并非像朱迅想象中那样美好。当时她和两个姐姐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日式房间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家里一应俱全的家电,全是姐姐从垃圾站捡来的。但即便如此,朱家姐妹还要随时担心被房东赶出去。因为当时日本的房子很少租给外国人。

  拍戏后的朱迅没有再向家里要过一分钱,“无老可啃”的她开始在日本四处寻工。她曾穿着当年剧组送的蓝色染布衣裤去面试第一份兼职,接到的却是领导扔来的一块脏抹布,并告知,她的工作是打扫1到18楼的所有女厕所。为了学费,她不得不每天硬着头皮,用手去掏纸篓里的脏东西,再用抹布把便池旁的污垢擦净,刺鼻的味道让她忍不住作呕。“痛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这不是现实,而是在戏里。”

  三个月后,朱迅换了一份餐厅的兼职。但她依旧经常工作到午夜,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4小时;晚餐只能靠面包果腹,连瓶汽水都舍不得喝。甚至当她身患纤维瘤时,也只能选最便宜的私人小医院,术后第二天便带着未愈合的伤口继续回到餐厅端盘子。那段时间是她日语进步最快的时候。

  朱迅说,在日本她哭过、怀疑过自己,在厕所被日本人“怜悯”了一个饭团时,她曾含着泪将饭团扔进便池。但最终她还是学会了带着自尊为别人服务,“这并非心气儿减弱,只是我变得更皮实了。好像经历过这些事,已经没有任何委屈可以踩倒我。就算现在让我去打扫厕所,我也是扫得最干净的那个。”

  C 因母重病回国

  “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走出舒适区”

  但在日本,朱迅经历过最煎熬的时期并非低人一等的刷厕所,而是无法摆脱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学园祭时,很多日本学生会借机和留学生交流经验,但当朱迅用中文和她们打招呼时,大多数人会礼貌地说“你好,我们只想找美国留学生聊天。”

  不过,幸运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93年,《摇滚青年》在NHK热播,朱迅被选为《中国语讲座》的主持人。紧接着她成为日本SKY经纪公司签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女艺人。“红白歌会”的制片人在筹备直播节目《Asia Live》时,一眼就相中了她做主持。

  正当朱迅的工作风生水起时,母亲的青光眼手术失败,双眼或失明的消息,将她的心完全带回了中国。赶到医院她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国!”她说,放弃日本的一切并不容易,但北京孩子都有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走出舒适区。

  当时正值《正大综艺》招聘,多年的主持经验让她成为最受关注的新人。但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朱迅却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在NHK她不需要背稿,只靠提词即兴发挥,但在国内她经常因记不住一长串人名和头衔,躲在被窝里大哭。直到有一次,她终于等到《正大综艺》特别节目替班的机会,然而在录制前,一篇称她为“空洞花瓶”的报道,触及了朱迅的软肋。回国后长期不被认同的委屈和失落感瞬间爆发。录制中,她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说错了多少词,甚至紧张到失声。栏目组组长扔下一句,“从明天起,朱迅暂停出镜”。

  D 罹患肿瘤

  “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不能说话了”

  被停工的那一年,朱迅每天的工作变成接电话、泡机房、给主持人写台本。在为各工种打盒饭时,她“偷艺”学习了后期编辑、录音灯光、导播辅切等工作。

  这一年,朱迅懂得了所有工种的门道所在。而为了随时返回播音岗位,她每天会拿着《人民日报》《古文观止》,像小学生一样字正腔圆地从第一个字开始背诵。

  朱迅说,天天坐冷板凳的那一年,是她参加工作二十多年里,收获最多的一年,“现在我也是自己写所有稿件,没有哪个部分能欺骗我的眼睛。接下来的这18年好像都没什么能难倒我了。”

  朱迅曾获外号“朱大胆儿”。在《正大综艺》中,跳伞、深潜、上冰川,下大洋,都是她抢着来做,节目组最常说的话是“这事儿危险,让朱迅先试一试。”

  但再胆大的人,内心也有惧怕。2007年,本应迎来事业高峰期的朱迅,却在例行体检时,被诊断出乳头状瘤。肿瘤紧紧贴着声带蔓延,医生说,一旦扩散,就要拿掉她的声带。

  这样的风险对主持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但朱迅只对医生说了一句,“等我把舞蹈大赛的直播做完再手术,我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这样,她又硬生生将癌症挺了一个月,才住进了医院。手术结束后,醒来的朱迅第一反应是想拔掉氧气管,张嘴说话。她用羸弱的声音挤出几个字,“声带还在?”心里的石头一下落了地。

  “我说不怕,你信吗?但我又属于敢认怂,但绝不认输的那种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不能说话了。”朱迅坦言。

  但从此之后,朱迅却无奈地被冠上“励志姐”标签,甚至近几年,频繁有消息捕风捉影“朱迅癌症复发”,连她偶尔在节目上说一句“我身体不好”,都会被搭档急忙圆场“可别这么说!要澄清啊!”朱迅笑言,自己澄清了无数次却仍抵不住流言,“那我只能说,我活不到90岁,都对不起造谣的人。”

  E 春晚零失误

  “只要有一口气,我是必须要冲上去的”

  最难的生死关挺了过去,朱迅也迎来了事业的第二个高峰期。

  2009年,她接到郎昆总导演的通知,让她做好上央视春晚的准备。虽然朱迅看似只是平静地回复“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但她却兴奋得心脏要跳出嗓子眼。

  于朱迅,春晚是一种情结。她从小住在距离春晚现场不到500米的地方;在日本留学期间,每年都会在春节期间租借春晚的卡带,和电视里的主持人一起说“过年好”,边看边向西边跪拜,“因为我知道中国在日本的西边。”

  而从春晚幕后走到台前的20米,朱迅在央视走了近10年。当她真正站上春晚舞台,大幕拉开的瞬间,她经历了从业以来的第二次大脑空白。浑身冒冷汗,所有的词都哽在喉咙,颤抖的手将原本应在颌下的话筒拿到了腰间。她嘶吼地说出了那句熟悉的“过年好!”朱迅说,这么多年,她第一次体会到情感喷涌而出是什么感觉。

  随后,朱迅每一年都处在春晚的漩涡中心。每逢大年三十前,她总能收到无数询问,“你今年还上春晚吗?”而从主舞台主持,到做幕后的访谈工作,她再也没有离开过春晚的舞台,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即便在2017年,体质不佳的朱迅曾饱受雾霾困扰,每次彩排都需要忍住咳嗽声,但为了保证那一声清脆的“过年好”,她服用了大量感冒药,打了激素和消炎药,噤声了近30个小时,也要顺利挺过4个小时的直播。

  “春晚于我是一种巨大的荣誉感,而并非名利场。除非真的胳膊折了,腿断了,只要有一口气,我是必须要冲上去的。”

  【新鲜问答】

  新京报:为什么要写《阿迅》这本书?

  朱迅:其实我2006年曾经出过一本书《说出来就过时》,这十年间,有很多人跟我说过要再版,我都觉得不是很合适。去年我回母校参加校庆,一个从意大利回国的女孩采访我,说自己非常迷茫,不知道路在哪里。我就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现在是“回国潮”,很多孩子从海外名校毕业,他们有太多困惑和我当年一样。所以我希望写一本书给这些孩子看,告诉他们,虽然我们时代不同,但骨子里不服输的东西不能变。

  新京报:书中的往事都是通过日记形式记录的吗?

  朱迅:是的。我妈培养了我两个好习惯,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写字。年轻时会觉得记忆力好,但如果你不写下来,到了40岁,会忘记你干了什么。我回顾过去只是觉得,那就是曾经的我啊。

  新京报:回顾往事,有没有觉得自己年少轻狂?

  朱迅:看事情的态度多少会有一点点变化。比如当时我做清扫工作的时候,有个人给我饭团,让我觉得很屈辱。在那个状态里,我可能年轻气盛,自尊心很强,接受不了。但现在回头想,甚至有些感激,那可能真的是一份善良。

  新京报:你在书里写到,一旦有压力就会狂吃薯片?

  朱迅:我特别爱吃薯片,超爱。但我其实最爱吃红薯片。因为在北京,小时候一到冬天家里就买烤红薯,那个味儿就像家的味道。吃薯片也算是我解压的一种方式。

  新京报:近两年,很多央视主持人纷纷离职,在央视工作了近20年,你是否想过去其他地方闯闯?

  朱迅:我觉得台里还是能让我做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不走。而且中央台于我并不是一个事业的台阶,更多是家的归属感,我出生在那儿,在我回国最难的时候,也是它收留了我。如果我能在这里继续实现我的梦想,为什么要走呢?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赫 摄影/新京报记者 郭延冰

分享:

责任编辑:杨腾格尔

010070230010000000000000011120531122807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