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收音机播放的“电影剪辑”，艺术感染力是很强的。广播剧若能达此效果，无疑就是精品。而聚焦人物题材，广播剧似乎应秉持一个标准，即选择公众提及率和媒介提及率双高、在某领域创下“第一”甚至“唯一”业绩的典范，否则听众的关切度就会下降。
于此，范长江，就是一个非常难得、非常及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选题。
“新闻是什么，它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而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的使命，就是竭力去求真相、寻真理、传真知。”随着深情的背景音乐，广播剧第一集开篇的第一段话便振聋发聩，直击人心。这是范长江的原话，也是新闻单位出品这部以新闻人物为题材的广播剧达到了“思想精深”的重要标志！
“欲知、应知、未知”的“重要事实”是什么？何以要“求真相”？到哪里“寻真理”？怎样把“真知”传出去？即使每个人都懂，却非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因为，那个“重要事实”一定是与每个人的生活、生产、命运、甚至国运密切相关的，只有真正的“无冕之王”，才能负起范长江强调的三个“知”与三个“真”的责任。
这部剧作的特点，是在新闻工作者习惯了的时间概念极为准确的严谨中向前推进的。1935年，只有26岁的范长江，是国统区第一位制定并实施《西部考察计划》的记者；1936年，他是第一位与中共高层周恩来直接接触的人；同年，他又是第一位进入延安采访，且与毛泽东彻夜交谈的人；1937年11月8日，他是“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唯一的发起人，当今，这个日子已被确定为“中国记者节”；更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位在报纸上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红军”，即为“红军”正名的记者。当然，他还是第一位在亲见、亲闻、亲历基础上，用新闻通讯的方式，介绍20世纪30年代后半叶，我国西北地区社会现实以及红军长征等情况的人。而且，他所写《中国的西北角》，既奠定了之后所有奔赴延安进行采访的同行实事求是的基础，也让抗日战争时期，所有“欲知、应知、未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广大群众，识得了“庐山真面貌”。
好奇心与求知欲，是人之天性，是人类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原动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及时、准确、客观、真实地报道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情”，就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于是，广播剧从红军长征起源的第五次围剿开始，记载了范长江以“诚”为本的政治探索。
“到西部很危险啊！”《大公报》副主编胡政之对即将出发欲追上红军进行事实报道的范长江有所担心，是必然的。“可越是危险，才越有挖掘大新闻的可能啊！”17岁就参加过南昌起义、经历过国民党追杀的范长江，虽很年轻，说这番话却并非初生牛犊之勇，而是有胆、有识、有担当的。虽是初次见面，却被感动的胡主编立刻叮嘱：“我们做记者啊，最重要的是一个‘诚’字。忠诚于客观事实，忠诚于报道工作，明是非，辩善恶。”听着长者深切的教导，范长江感慨地说：“如今的报纸，使人不忍目睹，虚假泛滥……先生的这个‘诚’字，我一定铭记在心。”
能够将如此“精深的思想”通过广播剧特有的“精湛技艺和精良制作”传递出来，不仅结构巧妙，而且入情入理。毕竟，范长江是在申请《西部考察计划》遭到北京大学《世界日报》报社社长拒绝后，遇到伯乐和支持者的，在那个年代，实属不易。
这番对话，从双方的语义、语速、语调、语气、语态，到逻辑重音的处理，可谓炉火纯青，无可挑剔，确实是全剧的点睛之笔。自此，一个“诚”字，不仅成就了范长江的职业操守，而且沉淀为他潜意识中以一贯之的品性。无论顺境逆境、贫富贵贱、成败荣辱，从未改变。
但，广播剧也是“剧”，是“剧”就要有尖锐的矛盾冲突。倘若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失去冲突，听众便很难借助通感联想获得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审美效果。
当剧情发展到1935年中旬，范长江西部考察进川后路过江油时，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冲突出现。
路上，范长江听说，一个月前，川军就是在江油大败徐向前部，并受到蒋介石嘉奖的。他不禁疑惑起来：看着徐向前部留下的军事布置井然有序，不像报纸上所说这是一群“流窜之徒”，便立刻发问。孰料，一位操着四川方言的同行者接话了：“我对军事略知一二……依我看，川军绝非徐部之对手。报上所言，怕是吹嘘之言吧。”继而，随行的王参谋又苦笑着说：“委员长这边颁奖，那边平武就失守了。更可悲的是，徐向前部只放了五枪，川军就四处逃窜了。”
短短的对话，却提到了两次假新闻的问题，既碰撞到范长江的敏感心理，又以小见大地暗示着“只有心虚才撒谎”的语言常态，以及“假话，是毁灭之前肇”的事物发展规律。
当然，听众最关心的情节，还是1937年2月，身为《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首次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二人会说些什么？彼此会坦诚相待吗？涉及表面人生之外的私下人生、甚至隐秘人生了吗？
“来到延安，印象如何？”湖南乡音很重的毛泽东平易地问。“这次见了很多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接触虽然很短，但是印象都非常深刻。尤其是朱德先生，他自嘲‘半生军阀，半生红军’，我却看他半点军阀的影子都没有，倒有一个普通士兵的印象。”从语气上看，范长江毫无戒备，以诚相待。“你看我哩？”一句将仄声的“我”，发成平声的风趣问话，引来年轻记者毫无顾虑地回答：“书生外表，儒雅温和。”此刻，毛泽东大笑着说：“国民党的宣传整日说我是‘毛匪’，你却是如此评价。”范长江认真地回答：“我只是实话实说。”。坦诚的对话，真实的延安，使范长江在两年后就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历史主义”属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张：“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其意在告诫人们，通过各种文本呈现的历史，都是不能完全真实的。因为，任何文字写成的文本都是人写就的；不同的人，面对同一历史事件，必然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叙事态度和价值立场；在此基础上写出的“文本”是不可能等同于事实本来的样子的。所以，通过文本呈现的历史与反映历史的文本一样，都是不会完全真实的。
对此，《不尽长江滚滚来》似乎有先见之明。剧中，范长江几次重要采访，都是以“重要事情”的真实性，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命运的。
“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亲赴西安。他看到了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要求和平解决问题、要求国共携手抗战的真实的“民心所向”，看到了东北军即使在内外动荡的局势下，还有居心叵测闹内讧的小人。于是，他把真相真实地写下来，扭转了自己任职的《大公报》此前的立场，成就了人们传颂的“一张报纸的抗日。”
“百灵庙起义”前后，范长江又亲临绥远，见证了傅作义将军爱国、卫国的大义和情怀，亲历了绥远蒙汉人民团结抗日的事实。“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都是衡量事物真实与否的标准。而由他一再报道的“绥远抗战胜利”的事实，又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
可见，是正义在胸、不畏艰险、以“诚”为本、立场坚定、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贯原则，才成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先驱范长江”。
收听了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三集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我不仅陡然生出昔日尽享“电影剪辑”的惬意，而且还明显地体味到双方跨越地域语言互补的专业实力，以“借力打力”的艺术智慧，尽显出追求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时代担当，以及针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含蓄却尖锐的批评勇气。
尤为感人的是，节目即将结束时，沧桑的声音、厚重的声音、清亮的声音汇聚成宣誓的长河：“我是第四届长江奖获得者”，“我是第八届长江奖获得者”，“我是第十届长江奖获得者”，“我是第十五届长江奖获得者”……“我是记者”、“我是记者”、“我是记者”……声音的力量如汹涌澎湃的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一位又一位志在传承范长江“牢记三知”“必求三真”精神的中国记者。（李树榕）
原标题：“三知”“三真”忆长江 ——评重庆三峡融媒中心、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联合新作广播剧《不尽长江滚滚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