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个世纪经济状况回眸

  一、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殖民地化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内蒙古，清王朝的统治更加腐朽没落，社会经济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发展日益加深。沙俄以及西方列强在内蒙古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掠夺原料，发掘矿藏，开办工厂，特别是金矿、煤炭是他们首先窥探的目标。俄国在呼伦贝尔开煤矿、采金矿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l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后，俄国在呼伦贝尔夺占土地、林场，扎赉诺尔煤矿和奇乾河、吉拉林两处金矿完全落入其手；华俄道胜银行满洲里分行控制了这里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流通；1907年和l908年，俄国和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新的合同、章程，攫取了与铁路有关的种种权益，中东铁路公司擅自在满洲里、海拉尔等地成立“自治理事会”，逼迫华商向其领取营业执照，缴纳各种捐税，对不从者查封店铺，毁坏其实物，甚至驱逐华商。沙俄显然是以呼伦贝尔为基地向内蒙古东部扩张经济势力。与此同时，日、英、法、德、美等国也百般地向内蒙古进行经济渗透，在归绥、包头、赤峰、海拉尔等重要城镇陆续出现了这些国家的商行，清末已有洋行2l家，洋货渐渐地多了起来，而且这些洋行与他们各自国家的政府不无关系，与当时中国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也不是没有瓜葛的。因此,内蒙古地区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在加快。
    在民国时期，俄国索性通过策动蒙古“独立”运动，企图吞并我国的整个蒙古地区。当策划呼伦贝尔“独立”得手后，俄国商人、资本家与呼伦贝尔胜福集团签订了40多个合同,攫取呼伦贝尔的伐木、采矿、垦殖、渔业等权益，其中仅森林采伐一项，俄国每年就从呼伦贝尔掠夺一亿多卢布的收入。但是好景不长，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沙皇政权，沙俄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侵略也终止了。不过，日本帝国主义却成了对内蒙古的最大侵略者，而且把经济侵略作为重点。它向袁世凯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有5条是针对内蒙古的，主要是日本人在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任便，无论经商、建厂或种田，所需土地都有租借权和所有权，还有采矿权，如果准许他国在这里建筑铁路或向他国借款，应先经日本政府同意。显然，这是要独霸内蒙古东部的经济权益。之后，日本的商品很快充斥内蒙古的市场，而且接二连三地与北洋政府签订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建筑铁路的合同。是时，西方列强正在欧洲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与日本相争，日本几乎成了主宰内蒙古经济的霸主。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的谋划，终于在l928年炮制出吞并我国东北和内蒙古的所谓“满蒙政策”，接着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和内蒙古东部沦陷，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内蒙古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内蒙古期间，进行了疯狂的经济掠夺。在内蒙古东部伪满洲国所属兴安省地区，以“借地养民”和“土地奉上”进行土地掠夺，以摊派“出荷”搜刮牲畜、畜产品和粮食。仅兴安各省的地方税多达5大项38目，其内容无奇不有。至于在内蒙古西部的所谓“蒙疆”地区,更是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基地。日本设立蒙疆银行以控制金融，设立各类公司以控制经济。从1938年到l94l年，在蒙疆设立的由日资经营的公司企业就有73个，如“大蒙公司”、“蒙疆公司”、“蒙疆电业株式会社”、“大同炭矿株式会社”、“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蒙疆土药（鸦片）股份有限公司”、“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等名目繁多的公司企业，垄断了内蒙古西部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指使德王提出“粮食就是子弹”、“羊毛就是火药”、“人力就是武力”的所谓“生产协力三大原则”。内蒙古西部地区的经济是绑在日本侵略战车上的殖民地经济。内蒙古半殖民地殖民地经济的产生、发展，就其本质而言，不仅阻滞、破坏了内蒙古近代产业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对内蒙古的经济掠夺。
  二、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缓慢的发展
    内蒙古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经济的产生较之内地要晚，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萌发，到19世纪末才有所显现。当时以归化城为中心形成了丰镇、武川、包头、以及东部的经棚、绥东、辽源、洮南、海拉尔、满洲里等城镇商业网，把原来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牧业产品变为商品，或上市交易或销往内地；内地的传统产品茶叶、粗布、丝绸、铁器、陶器等日用品也输入内蒙古；也有外国近代工业产品如细布、钟表、灯具、妇女化妆品、儿童玩具等在这些城镇上市。而旅蒙商仍占据沟通内地与蒙古地区商业贸易的主导地位。至于工业，仍然以传统的皮革加工、制毡、木器加工、打制铁器及加工其他金属器具的手工业为主，而且都是规模很小的手工作坊，在归化城约有30余家，其他城镇也有数目不等的手工作坊。l852年,清政府为筹军饷，曾谕令各地开采金、银矿，于是在阿拉善旗、翁牛特旗、喀喇沁旗开采了一批金矿银矿，可以说这是内蒙古地区采矿业之始。后因矿藏不丰、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多数停采。到l9世纪末，清政府再次谕令采矿后，又出现了一批金、银、煤采矿业，其中有敖汉旗沟梁金厂、转山子金矿，有翁牛特旗红花沟金矿，有呼伦贝尔奇乾河金矿等，这在内蒙古矿藏资源开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20世纪初，清朝推行“新政”时期，内蒙古出现了一批近代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企业和实业，如敖汉旗转山子金矿、喀喇沁旗土槽子银矿、呼伦贝尔甘河煤矿等都具有近代企业的性质；归化城的毛纺工艺局、郭尔罗斯前旗的大布苏造碱公司、喀喇沁右旗的综合工厂、蒙古实业公司、大兴安岭祥裕木植公司都是这一时期兴办的近代新型企业和实业，这给地处边疆的内蒙古地区增添了先进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此同时，近代邮电通讯事业也开始兴起。19世纪末，清政府曾开通北京至黑龙江黑河镇的东北电报干线，在途经内蒙古东部有关旗内设有中继电报所；开通北京至外蒙古库伦、恰克图的蒙古干线，在途径内蒙古西部苏尼特右旗也设有中继电报所。1906年清朝政府设邮传部后，在内蒙古洮南、辽源、赤峰、归化、绥远、萨拉齐、包头、和林格尔、托克托、武川、五原等城镇，均设立了邮电局、所。此外，还有一些蒙旗自办的电报、邮政，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布创办了本旗至河北围场的电报线路，可由此通电北京和全国各地，并在旗里设了邮电局、所，受理社会业务。清政府虽然也提出修筑经过内蒙古地区的铁路方案，但未及办成就灭亡了。这时只有邻接内蒙古地区的京张、京奉两条铁路，它对内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民国，但由于中国处在政权更迭之际，特别是内蒙古处于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而引发的动乱之中，再加上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军阀的频繁混战，还有外国资本的排斥、阻滞，使内蒙古地区刚刚兴起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挫折。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及国民党当政的年月，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没有采取发展内蒙古地区工商业经济的得力举措。然而，这里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艰难中跋涉，有了一定的发展。在20年代初，经营钱庄、银号、票号的金融商已经出现，如包头的复盛全、广顺恒、复兴恒等都是盈利暴富户，绥远平市官钱局是这里最大的官办金融机构，以后又成立了山西银行归绥分行、保商银行绥远分行等。内蒙古的传统工业特别是手工业也有发展，l933年归绥的手工业已有26行408家，其中制皮业有55家；抗战前，仅归绥、包头、萨拉齐就有地毯作坊70家，绥远省毛织股份有限公司毛织工厂是官商合办的企业，主要生产床毯、粗呢、地毯线；在包头、归绥、丰镇还创办了一些农产品加工工业，有面粉厂、蛋厂，还有芬兰人在包头创办的永茂源甘草公司、归绥甘草膏厂、赤峰麻黄厂等。现代化电力、交通、邮电通讯也有所发展，绥远地方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发电厂是旅蒙商号大盛魁投资兴建的；赤峰、通辽、包头、海拉尔、满洲里等城镇的发电厂也相继建成供电。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内蒙古有装机5 000千瓦以上的发电厂7座，装机容量1.4万多千瓦。京绥铁路经过艰难曲折于l92l年修到归绥，l922年又展修到包头，另外除了中东铁路早已通车外，又有洮（南）索（伦）、大（虎山）郑（家屯）、赤（峰）叶（柏寿）等铁路延伸到内蒙古，内蒙古的铁路总里程达l 798公里。这无疑对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是有益的。在归绥、包头、百灵庙、林西、满洲里建起了飞机场，开通了至北平、上海、迪化（今乌鲁木齐）、银川等航线，已有129个邮电局、所分布在各个城镇。内蒙古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艰难地发展了起来。
  三、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畜牧业经济的衰退
    内蒙古地区的农耕化是清朝中叶开始的，主要在归化城土默特旗和卓索图盟南部形成了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清朝政府松弛蒙禁政策，内地破产农民陆续来内蒙古垦种蒙地，农业区逐渐扩大。20世纪初，清朝推行“新政”，在内蒙古大兴蒙垦，内地的农民大量无序地涌入内蒙古地区，一片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被清朝政府强行放垦，清政府既夺占蒙古族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场，又搜刮承领垦地的汉族农民的押荒银，垦务公司和地商从中渔利，外国教会也乘机大发蒙垦之财。这一次的放垦蒙地，使内蒙古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大幅度地增加。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主政的年代，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放垦蒙地，农耕区和半农耕区继续在扩大。民国初期的农业产值已经超过畜牧业，到l946年内蒙古的农耕地已达到5 718万亩，农业人口占内蒙古总人口的88.8%，农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l.4%，其中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72%。但是，这里的农业仍然沿用传统、古老、粗放的农耕方式，除了黄河后套和西辽河流域有灌溉条件外，大部分农耕区特别是半农耕区完全靠天种田，更没有近代新的农耕机具和农业技术。因此，农耕方式落后而又广种薄收是内蒙古农业的一大特点。农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的比例虽然很高，但它靠得是耕地面积的特别广大，这恰恰是内蒙古农业落后的典型表现。
    内蒙古的畜牧业从19世纪中叶随着农业的发展而开始衰退、萎缩，以后随着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放垦蒙地，优良的牧场大量被垦种，牧民赶着牲畜由南向北节节移退，退到丘陵荒漠地带，甚至退到深山大漠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蒙古族人口从清中叶的100余万减到民国初期的83万，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才增长到93万，这种人口发展趋势与上述农业发展的趋势不无关系。这两种反正趋势自然对畜牧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仅据1936年和l947年对比，内蒙古的大小牲畜从937万头（只）减少到828万头（只），减少了11.6％。这时的畜牧业经营方式同样是原始、粗放，靠天养畜，而且比农业要脆弱的多。当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社会中，作为被压迫民族的蒙古族牧民，社会地位之低下，生存环境之恶劣，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只能勉强糊口度日，根本无力发展生产。
    总之，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由于清王朝的丧权辱国，由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特别是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使内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即使发展很快的农业也是以破坏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以传统畜牧业的萎缩衰颓，以蒙古等少数民族的衰落为代价的。其实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也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这就是这个时期内蒙古的经济状况留给人们的思考。

（郝维民 阿 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