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一、内蒙古骑兵与自卫解放战争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大力开展内蒙古工作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建立蒙古民族武装,并将其视为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及有关中央局的指示,立即着手建军工作,于1945年12月组建了蒙古骑兵独立旅等部队,在察哈尔盟开展武装斗争。与此同时,内蒙古东部各盟旗的蒙古族武装也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了团结合作的关系。1946年4月,内蒙古自治运动实现了统一,内蒙古解放区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在自治运动联合会和八路军有关军区的领导下进行自卫解放战争。1948年1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内蒙古人民解放军,同时组成内蒙古军区、乌兰夫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骑兵第1、2、3、4师、第11、16师,卓索图盟纵队及3个独立团等,兵力达2万余人。1949年5月,内蒙古骑兵部队以5个师的建制正式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部队担负着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消除匪患,保卫解放区,保护地方民主建设及各项民主改革工作的重要任务,并多次奉调开赴东北、华北战场,配合解放军主力浴血奋战,给敌军以沉重打击。全面内战爆发后,各部队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机动、灵活地打击进攻的敌军和叛乱武装,挫败了国民党军队企图分割包围各解放区的战略计划,逐步收复了内蒙古中、东部解放区。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的伊盟蒙汉支队在艰苦的游击战中得到不断壮大。1947年,骑兵第1、2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攻势作战,第11、16师粉碎了敌军对锡察解放区的多次“毁灭扫荡”,1948年,骑兵第1、2师投入包围长春、沈阳的战斗,并在辽西战场阻击逃敌。第11、16师配合华北野战军主力向南发动进攻,进而参加平津战役,围歼张家口之敌。在东北、华北的战略决战中,内蒙古骑兵部队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为全国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内蒙古军民的剿匪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匪患十分严重,部分日伪残余、惯匪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勾结,在国民党的支持下结为匪帮,窜扰于解放区腹地,给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危害。解放区各级军民不仅要抵御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同时还要与大批土匪武装进行战斗。内战爆发前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各部队与东北、冀热辽、晋察冀解放区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歼灭、摧垮各种名目的土匪武装近百股,有力地保障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开展。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随着东北战场形势的逐步好转,内蒙古东部地区基本上消除了匪患,社会秩序日趋稳定。但在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仍有塔尔巴、额仁钦、胡图凌嘎等数十支大小匪股为害。他们配合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频繁袭扰,策动叛乱,劫掠商旅和农牧民财产,残杀干部群众,严重地妨害着解放区民主建政和社会改革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为彻底消除匪患,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8年12月在辖区内展开了大规模剿匪斗争,调集内蒙古骑兵部队主力开赴锡、察、昭盟,并组成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剿匪部队和地方武装,集中力量堵截,追歼各匪股。同时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发动群众分化瓦解土匪武装。经各部队的连续追剿,大股土匪遭到歼灭,部分匪徒被迫投降。1949年5月,剿匪部队在群众的配合下一举全歼了凶残的胡图凌嘎匪帮。至此,内蒙古军民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三、绥远和平解放
    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在东北、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进军西北的形势下,绥远国民党军队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而和平的呼声在绥远地区日渐高涨。北平和平解放后,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为首的一批将领也在考虑放弃武力对抗,走和平的道路。
    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方式,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绥远地区党、政、军组织采取相应措施,为实施“绥远方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4月间,绥远地方军政当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双方派出代表,依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6月8日,双方签订了《绥远协议》,对和平解放绥远的有关事宜做出具体规定。7月,华北人民政府在归绥设立联络处,双方为推进和平进程而展开了积极的工作。
    《绥远协议》签订前后,广州国民党军政当局试图阻挠绥远的和平解放,派要员到绥远活动,拉拢部分军政官员,策动叛乱。国民党特务还蓄意制造了枪杀联络处工作人员的事件。为此,傅作义于8月到达绥远,排除干扰和阻碍以稳定局势。和平起义最终得到了绝大多数高级官员和各界人士的赞同。
    9月19日,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39人在包头集会,代表绥远国民党军队全体官兵和地方各级行政人员,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举行和平起义。次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嘉勉。至此,绥远地区实现了和平解放。
    1950年4月,原绥远国民党军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
  四、阿拉善、额济纳两旗的和平解放
    1949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在内蒙古,中、东部地区全部获得解放,西部地区也已处于解放的前夜。此时,抗战胜利后一直“隐居”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与其追随者在国民党的统治行将崩溃之际,发动了一场为时仅两个月的“蒙古自治运动”。
    北平和平解放后,德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立“蒙古自治政府”,协助国民党反共 “勘乱”的要求。在未获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德王于4月抵阿拉善旗定远营(今巴彦浩特市),召集旧部及部分盟旗王公、仕官,筹备成立“自治政府”。8月,“蒙古自治政府”组成,德王任主席,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扎雅任副主席,吴鹤龄任参议会议长,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为政务委员。李守信、宝贵廷率部驻宁夏,作为“自治”的军事力量。
    9月,绥远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兵宁夏。德王等人迫于形势主张西逃,而达理扎雅、白海风等人则主张接受和平解放。因意见严重分歧,“蒙古自治政府”顿形瓦解。德王偕部分亲信逃往阿拉善西北部,12月,又逃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引渡回国,受到法律制裁。李守信所率残部于1950年向解放军缴械投降。
    德王出逃后,达理扎雅等人将“蒙古自治政府”改称“西蒙自治政府”,于9月23日致电毛泽东主席,宣布阿拉善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派出代表前往宁夏会见解放军第4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对和平解放的各项问题进行协商。10月,“西蒙自治政府”撤消。
    与阿拉善旗相邻的额济纳土尔扈特特别旗札萨克塔旺嘉布和该旗主要军政人员,始终密切关注着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进程。1949年9月27日,塔旺嘉布通过阿拉善旗发出了致杨得志并转呈毛泽东、朱德的通电,宣布额济纳旗起义,接受和平解放。至此,内蒙古全境解放,内蒙古民族民主革命获得胜利。

(赛 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