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了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使工农业生产走上正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为此，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1965年1月，又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作为这次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1962年冬，内蒙古党委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在全区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整顿人民公社，努力搞好农业生产。
1963年3月，中共内蒙古二届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争取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的任务。会后，自治区农村在普遍抓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抓生产为中心的整风整社和建立贫下中农组织试点的同时，一些旗县也在小范围内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简称为“四清”）
试点。当时农村的运动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
1963年冬，自治区计划用三个冬春分期分批在全区农村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这一运动。专门召开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部署了第一批“点”上和“面”上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全区抽调了17 600多名干部，另外还组织了2 000名人员的农村社教专业工作队，分赴各盟市农村参加运动。到1964年9月这批试点的社教运动结束。
10月，自治区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从“后十条”的精神出发，反“右倾思想”，部署了全区的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采用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法，在反右倾思想的指导下，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1965年1月，自治区召开社教工作会议，贯彻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检查总结了前段工作，按中央规定，把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为“四清”，并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纠正了前段运动一些“左”的做法，但也贯彻了《二十三条》中“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此后，1965年冬至1966年5月，自治区又组织了第二批农村“四清”运动。这批运动完全按照《二十三条》的要求进行，总体上较第一批运动慎重稳妥，对农村干部的对待分析也较符合实际。这样，两批运动，全区有3 630个生产大队开展了“四清”运动。占全区9 489个生产大队总数的38%。
自治区的牧区也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全区第十一次牧区工作会议一方面认为整个牧区的形势很好；另一方面又认为牧区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迫切需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过强调牧区的社教一定要慎重稳妥，不能性急，切忌搬套农村的做法。
1963年8月和1964年1月，内蒙古党委和各盟盟委先后在6个牧区公社和1个公私合营牧场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试点。4月，全区牧区普遍开展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全区计划在1970年前后基本完成整个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10月，全区抽调3 400多人，组成6个四清工作队，分别在6个盟，8个牧业旗的33个牧区公社、牧场和两个旗级机关中开展四清运动。1965年1月，学习“二十三条”，根据牧区的实际情况，规定开展运动的社队，由基层支部组织宣读文件和座谈。3月以后，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转向组织牧业生产。试点社队结合生产安排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面上的工作主要是组织牧民夺取牧业大丰收。对牧区强调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从牧区特点出发，坚持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行之有效的“稳、宽、长”方针。
在农村牧区开展四清的同时，在城市也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主要内容是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方法是由群众提意见，领导干部检查“下楼”。1962年11月，自治区各企业开始学习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63年3月，全区县以上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运动的步骤基本是自上而下，先领导机关，后所属企事业单位；先试点，后全面铺开。上半年
，自治区直属机关和呼和浩特、包头二市党政机关、自治区各盟市级行政单位和农业区旗县级机关陆续开展运动，并在所属的企事业单位试点；全区文教系统选择内蒙古大学等6个单位开展试点。10月，全区工矿企业147个单位试点开展“五反”。年底，全区第一批进行“五反”的企事业单位全面铺开进行，约占全区企事业单位的20％。
1964年3月，内蒙古党委从直属单位抽调530多名干部组成9个工作组，到7盟2市帮助企业开展运动。6月，自治区集中力量在包头一些大型企业（包钢、包建、一机厂、二机厂、建华机械厂、303厂、包头矿务局、一电厂）、林区、呼铁局、乌达矿务局、扎赉诺尔矿务局等单位，和8个财贸企业，1个手工业单位，1个街道，开展“五反”运动，其他盟市也选择了17--18个点进行试验。1965年1月中央“二十三条”下达后，对前段运动的某些“左”的作法进行了纠正。这批企业的运动到6月底结束。8月以后，第二批运动的重点仍是包头市、大兴安岭林区和呼和浩特市，但此时运动的名称已是城市“四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农村牧区和城市的“四清”被迫停止。
自治区农村牧区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和“五反”），由于目的在于加强管理，清除干部的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官僚主义，搞好生产。因此，运动对于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促进生产是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不适当地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也错误地打击了一批基层干部。
（王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