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廿浙大最特殊的纪念:决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2017-05-22 14:54
  •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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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浙江大学

  图为浙江大学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培养出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的“人才尖子”,不仅是大学教育的失职,也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

  何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教授有个定义: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很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其核心是精致、利己。

  2017年5月21日是浙江大学创立120周年,新华社记者长篇调研稿件《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写在浙江大学创立120周年之际》,正是从浙大视角,叩问“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

  文章向我们阐释,浙江大学筚路蓝缕走过120年,一代代浙大人以行动诠释公忠、毅行、大爱、志在天下、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风骨和气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现任校长吴朝辉温文尔雅而语气坚定——“浙大,决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写在浙江大学创立120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张奇志、余靖静

  (一)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27岁的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硕博连读生宋明亮有一个答案。

  就在这个春天,他做好决定,毕业后告别杭州,告别西湖。

  这个家中的独子,还决定告别生活在江苏的父母,和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东部说再见。

  他选择了离家数千里的陕西省城固县,到这个国家连片贫困地区——秦巴山区,做一名基层公务员。

  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的一个咖啡吧,宋明亮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但不是一个匆忙的决定。

  这也是他对一个问了他无数次的问题的回答。

  五年前,宋明亮开始直面这个问题。那时,他从武汉一所大学的本科毕业,收到了浙大的研究生入学录取通知书。通知书最上方印着这样一段话: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问问自己: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可桢

  宋明亮第一次知道了竺可桢校长,知道了那是81年前,竺校长在1936年浙大秋季入学仪式上发出的提问。

  在浙大求学的五年,宋明亮对这个问题思考了五年。

  他也不断地通过社会实践寻找答案。2013年,他利用周末,坚持为杭州市郊的留守儿童义务支教6个月。2015年,他去浙江平湖市独山镇,4个月,踏访十多个村庄,收集大量第一手基层工作资料。2016年,他到四川宜宾开发区,调研建设领域民工工资发放问题,历时40余天。

  他也不断地从老师那里寻找答案。学业导师董石麟院士的朴素、细致和严谨,副导师苏亮副教授对学生人生理想的呵护,他体悟到了。和社会实践导师、浙江省科技厅厅长周国辉的交往,让他看到了这位校友勤勉奋进、天下为公的品质。

  宋明亮坦言,他想好了,在自己精力最好的时光,他将踏踏实实地服务西部基层群众。他感到特别幸福的是,他的女友,一个浙江余姚姑娘,浙大建筑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决心毕业后与他一起,同赴陕南工作。

  他描述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几十年以后,能在乡村办一所学校,教书育人。

  (二)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你走进浙大时,你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有一个叫阮俊华的浙大老师在给出自己的答案前,这样告诉我们。

  立德树人。这是这位浙大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给自己的人生定位。1995年毕业于原浙江农业大学(1998年并入浙大)的阮俊华,留校,当过辅导员、团干部,早年到一个县做过3年的挂职干部。

  他用18年的坚持,对自己的答案做了一个注脚。

  自1999年始,阮俊华创建了“绿之源”、“绿色浙江”、“银丝带”、“黄土地”、“红领计划”、“青年博士志愿讲师团”、“紫领计划”等项目,向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传递责任担当和公益精神。他把这一系列公益育人平台命名为:彩虹人生。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2010年12月至今,他在新浪博客网上,提前公布自己每周每日的工作时间,让学生了解他的具体时间安排,尽最大可能方便学生。

  10年前,他创立“强鹰计划”,探索“导师带徒”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新模式。

  如今,这个育人平台汇聚了130余位企业家、50余位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创业实践导师;吸收了888位浙大学子为学员,推动了100余位学员走上创业道路。

  鹰,一只展翅飞翔的鹰,是浙大的校标。它寓意着浙大人的搏击、刚健。

  今年4月30日,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学习或工作在纽约、硅谷、伦敦、墨尔本、东京、新加坡的“强鹰”人,不远万里,回到浙大校园,共庆“强鹰计划”十周年。

  那天,年轻的“鹰”们,在浙大校园喊出一个豪迈的口号——

  “从此你我像鹰,放眼寰球,志在天下!”

  (三)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竺可桢校长向全校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国并非一个太平的国,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一年。

  2017年春天,我们参观浙大校史馆,站在浙大西迁路线图前,想象着当年的艰苦卓绝: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竺可桢校长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有一座叫遵义的小镇,那里可以见到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的浙江大学。遵义的房屋不足以容纳整个学校,浙大只能把校舍安排在年老失修的寺庙里,而那些科研人员居住于湄潭——遵义以东75公里处的一个美丽小镇……德高望重的学者,如院长们,尽管上了年纪,在不得不外出时,就必须攀上满载货物的军用卡车。”这是当年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考察了浙大后写下的文字。他对浙大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学术空气之浓、师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惊叹,盛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先辈们做出了示范。

  一批批的新浙大人,站在西迁图前沉思。

  一批批的浙大学生,会选择假期重走西迁路,奔赴遵义、湄潭,怀念,或寻找,理想和力量。

  陪同我们参观的年轻老师江宁宁,指着照片上的湄潭,如数家珍。当我们诧异她怎么如此熟悉那遥远的地方时,她解开了谜底。

  江宁宁是浙江舟山人,2009年,从浙大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她决定去支教一年。目的地是:湄潭。

  那年夏天,8月中旬,浙大第3批赴湄潭的支教团——一行五人,乘火车从杭州出发,26 小时后到贵阳。随后,他们又坐汽车去湄潭。汽车在大山里钻了4小时。

  海边来的江宁宁,第一次见识了大山的险峻。长途汽车急转弯时,看到窗外的万丈深渊,心都吊在嗓子眼。

  到了湄潭,告诉出租车司机,去当地中学。司机就问,你们是浙大的吧?这问声中的亲切感让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至今难忘。

  小镇有竺可桢广场,有求是路,有求是高级中学。多熟悉的地方啊,虽然是第一次来。

  让江宁宁记忆最深刻的是,她们去湄潭附近一个村小送衣被。那里只有十几个学生,一个老师。大冬天,江宁宁穿羽绒服,仍感到寒意。但那里的孩子衣着单薄,鞋子是破的,袜子没有。问老师需要什么,说还缺一架电子琴,上音乐课需要。

  江宁宁说,湄潭支教一年,让她对这个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对自己应做什么样的人,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四)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陶然,浙大中文系教授,每周二的晚上,在紫金港校区给非中文专业的本科生讲唐诗宋词。他给同学们讲李白、杜甫,讲陶渊明,讲苏东坡、陆游,在潜移默化中,让大家知道,做怎样的中国人,做怎样的中国文化人。

  在浙大,陶然的《唐诗经典研读》《宋词经典研读》《宋词研究》,被学生称为最受欢迎的通识课之一。有学生说,在浙大,想听陶教授的唐诗宋词课,就看你能不能“抢”到课了。

  这是浙大人文教育传统的回归。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主政浙大期间,理工科学生选读唐诗宋词,文科生去听微积分、物理学,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通识教育,是竺可桢的重要主张之一。 他在浙大一手抓科技教育和专业训练,另一手抓人文教育与精神涵养。他延揽了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等大批杰出科学家来浙大为学生传授自然之道,更礼聘马一浮 、梅光迪、张荫麟等文史大家为学生开启心灵知识,提示社会之理。

  不知从何时起,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色彩越来越浓,过分强调专业分工,过于关注工具价值、技术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越来越强。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变成了“材”,变成了“器”,可是忽略了怎么做人。

  “一所好的大学,要引导学生去追求超越个人感官经验的科学精神、历史理性和人类情怀,它必须要肩负起追求学术真理、推动文化传承创新和砥砺思想方式的多重功能。”浙大副校长罗卫东在《大学通识课程系列教材》的总序中写下这段话。

  罗卫东在序中写道,浙大作为中国最具综合性的大学,理应既注重学生的专业训练,更注重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独立的思想人格、广阔的历史视野。

  这就需要通识教育。十多年前,浙大开始构建通识课程体系。2010年开始,浙大成立通识教育专家委员会,重点建设一批通识核心课程。《先秦诸子导读》《唐诗经典研究》《文学与人生八讲》《希腊哲学的精神》……今天,浙大学生可选的通识课多达60余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虽从浙大毕业十余年,但杭州市温州商会秘书长陈光秒回忆起浙大时,脱口说出这句在浙大开始深深影响他人生的话。

  这些年来,这个温州来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身边的温州商人:他组织老板们做慈善,帮助年轻人创业。每天忙忙碌碌,但乐此不疲。

  这个名字中有光的浙大校友,在浙大读的是光学,大学期间就发誓要让自己的人生发出最亮的光。在校时,他就把大把的时间用于公益,服务同学。大学生活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连续几年参与组织浙大学生的毅行活动。

  浙大毅行,始于2002年,由学生自发组织,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创始人是谁。从开始的几百人,到后来的上千人,再到最高峰时8000多人。经典路线是,从玉泉校区出发,沿着西湖群山的山间小道行走,一直走到钱塘江边的之江校区,走完全程需6至8小时。

  如此规模的毅行,或许是浙大学生集体创下的世界大学之最。

  (五)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菲利普.克林教授,一个美国工程院院士,不远万里,来到浙大,成了浙大人。他在解释来浙大的原因时,隐藏着一个答案:

  “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能源、环境等共同问题并无国界之别。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西高校的强强联合,共同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对东西方融汇贯通的杰出人才。”

  2016年8月起,菲利普.克林教授开始全职担任浙大和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的执行院长。他的工作地点在浙大海宁国际校区。

  浙大海宁国际校区,是个无中生有的校区。2013年2月,浙大决策层作出建设国际校区的决策,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服务国家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

  从浙大本部紫金港校区出发,沿沪杭高速往北,一小时车程后,到达海宁市。崭新的浙大海宁国际校区,就座落在这个城市的郊区。穿行在以红砖为主基调的钟楼、书院、长廊等古典风格校园建筑里,不时可见各类用中英双语书写的学术海报,学术气息和国际氛围扑面而来。

  新校区旨在引进世界一流名校。2016年,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美国的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分别和浙大建立了联合学院,开始招收生物医学和工程学本科生。双方约定,共派管理人员,共派教学团队,共同制订并实施师资招聘方案,共同制定国际生招生策略和课程计划。

  中外合作方还约定,联合学院学生全部在中国完成学业,无需留学,毕业后双方均授予本科学位证书。

  “如果说,19世纪,德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世界;20世纪,美国的高等教育影响了世界;那么,21世纪,什么模式会影响世界?”浙大校长助理、海宁国际校区党工委书记傅强告诉我们,浙大希望在充分引进世界名校优秀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探索中西方融合的新的教育模式,

  2017年4月8日下午,我们在参观“洋气”十足的浙大国际校区书院时,在一间阅览室,偶遇两位大一学生,来自山西太原的徐子洋和来自浙江温州的陈浩楠。

  他俩是浙大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联合学院的学生,工程学专业,菲利普.克林教授的弟子。他俩正在预习,桌前摆着全英文的教科书。

  我们只是随口问,在国际校区,最有印象的一堂课是什么?

  两人竟不约而同地说,是不久前关于竺可桢校长一段话的课堂讨论。

  见我们疑问,他俩索性当场背诵了这段话:

  “大学教育的目标:绝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这是1938年,浙大西迁途中,竺可桢校长在新生的开学典礼上说的话。

  两位年轻的浙大学子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老校长竺可桢,107年前,飘洋过海,前往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留学。

  竺可桢校长如果活到今天,他应该会欣慰,一个多世纪后,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他的母校愿意在中国大地和浙大一起办学,培养融汇中西的人才。

  (6)

  浙大人,要做什么样的人?

  其实,这个问题已问了浙大人120年。

  120年前,浙大创立的时代背景,就给出了答案。

  1897年,浙江巡抚,一个叫廖寿丰的地方政府长官,经过深思熟虑,提笔给光绪皇帝写了一个奏折,报告了他和杭州知府林启及一批地方乡绅创办求是书院的计划。

  是时,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三年。中国面临列强侵略、民族危亡的困境,社会有识之士都在积极探求救国之策。教育救国,培养人才,冀以振兴中华,是当时社会舆论的最强音。

  从求是书院到浙江大学,120年来,校名几经变更: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

  很少有人知道,陈独秀是浙大的校友:1898年春,这位未来的中共创始人之一,后来的北大文科学长,考进了求是书院。

  很少有记者知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邵飘萍,这位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也是浙大的校友:1906年,他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学习。

  120年来,从浙大走出的名家英杰,群星璀璨。

  2017年春,浙大校长吴朝晖,在紫金港校区和我们短暂叙谈。他说,浙大的历史是一部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缩影。他坚信,不远的将来,浙大一定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位在浙大学习、工作三十余年的校长,我们相信,浙大的文化,浙大魂和神,已融入他的血脉。他温文尔雅,说话慢条斯理,但语气坚定地告诉我们:

  浙大,决不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浙大人,要做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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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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