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虽历经危难波折，但它的历史竟然绵延几千年而不曾中断，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唯一奇迹，华夏农耕文化对此做出了历史贡献。中国不但以全球7%的土地应对全球22%的人口，还赋予全国各族人民融合发展，表现出了无比强大的凝聚力。我们为华夏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自豪。

    华夏农耕文化的核心是耕战和由此衍生的重农思想。

    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性，曾经辉煌数千年的华夏农耕文化及其重农思想，在市场经济一体化大潮的冲击下，显得软弱无力，酿成目前举国为之焦虑的"三农"问题。对此，我们不能不从我国重农思想发展过程做出反思。

    华夏农耕文化的重农思想发展的漫长历程，似可归纳为三大阶段。

（一） 华夏农耕文化草创阶段的重农思想

    华夏族人首先利用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冲积平原，形成广大农耕带。这一带经过漫长的衍发融合，到战国初期凝结为齐鲁文化带，呈现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这是华夏农耕文化的第一高峰。这一时期华夏农耕文化的核心是"耕战论"。耕战论将"耕"、"战"两者并列。耕以图存，战以强国，两者不可偏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处于攻伐兼并的高潮，有关耕战的论述甚多，其中管子说得最明白："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管仲提出的耕战理论简括说来就是：开垦土地--种植谷物--积存粮食--富国强兵--发动战争--开疆拓土。这时天下诸侯积粮成风。"秦地半天下"、"积粟如丘山"，楚国"粟支十年"，齐国"粟如丘山"，燕、赵二国也是"粟支数年"。甚至韩国的宜阳县，也"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大势所趋，诚如管子所概括，"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

    依照生态系统外延的规律，强势生态系统对弱势生态系统形成位差潜势，于是耕战论由东向西扩张，表现为农耕文化的西进。这一文化走势由秦国利用来自东方的"客卿"，相当现在的引进人才，最后完成。其代表性事件是商鞅相秦。商鞅生于卫而仕于魏，而后入秦，襄佐秦孝公废封建立郡县，将东部的"耕战"思想移植到黄土高原，大力推行以"垦草"务农为中心的土地政策，将农民五户为"伍"，十户为"什"；编立户籍，使农民羁属于农田，按户抽丁，寓兵于农，建成全民皆兵的"耕战"体制，将全体农民组成"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军的由来。商鞅高举"耕战"的大旗，"国之所以兴也，农战也。"培养好战的农民，"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可用矣。"商鞅说的民就是农民。马克思指出，"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自由民的本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证诸中国历史确信无疑。秦遂国富兵强。至秦始皇时已水到渠成，东出潼关，一统天下。这一阶段商鞅对"耕战论"做出了重大发展，把垦草殖谷的农业系统与全民皆兵的战争机器紧密结合，其它农业成分，如以植物生产为基础的动物生产（畜牧）等则不予重视，突出了华夏以谷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的特色。

    耕战论无疑表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但如不脱离历史的时空特征，从国家、种族的整体生存要求来看，这种耕战关系也表达了国家政权与农民、整体与个人的关系。为了国家和种族的利益，农民所作的巨大贡献，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未尝不可视为一种美德；而统治者则保护农民，为农民提供较为安全的生存环境。这种保护对当时的农民也是不可缺少的。在中华大地征伐兼并之风盛行的时候，战胜的农民与战败的农民处境大相径庭，前者不仅可以任意掠夺虐待后者，甚至把后者作为战利品来宰杀烹食。社会各行业中，农民与官吏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关系，两者的社会地位可以互相转化，有功于统治阶级本身的"士"，位居第二，这是耕战论的必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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