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草原没成为经济新优势，问题出在哪里

知识密集型的草产业理论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1984年6月28日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专论《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时首先提出来的。后《人民日报》1985年3月7日全文转载。1985年4月，钱老在中国草原学会和中国经济学术团体联合举办的“中国草业问题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草业产业》的讲话，阐述了他对大草原没成为我国经济新优势的思考，深刻分析了我国“草原亮出黄牌”和草业不被重视的原因及后果。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居世界第二位，约占全球草原面积的13%，占国土面积的41.7%，是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面积的2.5倍。草原与土地、森林、海洋一样，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丰富的草原资源为我国草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

为什么曾经养育过一代天骄的草原帝国，后来竟变成需要国家输血的荒漠之地？是新中国领导不知情、不重视吗？否！且不说20世纪50年代中央就有一系列加强牧区工作的政策规定。60年代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视察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明确要求“开荒与保护草原有矛盾时，要服从保护草原”。朱德同志还留下了充满自豪的诗句：“三大草原两失败，我国草原依然在”；“保护东北大草原，富及子孙唯所赖”。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70年代，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也多次强调“种草为主，发展畜牧业”。如1978年8月，邓小平同志即指出：“种草比种树容易，种草可以防止水土流失，也可养牛养羊，比种地富足。”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强调：“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草为主，发展畜牧业。”1983年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我国的畜牧业，特别是发展牛羊等草食动物，潜力很大。认为粮食不过关，畜牧业就无从发展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发展畜牧业，实行农林牧结合，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入扎实地开展绿化祖国运动的指示》中规定：到本世纪末，“力争种草面积达到5亿亩，使退化、沙化的草场逐步得到恢复和改良”。1987年8月，国务院更在《批转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指出：“牧区要坚持以畜牧业为主、草业先行、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进一步确定了草业的地位。

钱老回忆说：“1983年秋，胡耀邦同志在西北视察，提出在甘肃省等西北地区发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首先种草种树。这个号召给我很大启发，使我认识到农业还有得从种草做起的地方。在农业和林业之外，还有一个草业。国家有农业部、林业部，没有草业部，而我国草原面积是农田面积的三倍多，约有43亿亩，怎么能忽视草业呢？”钱老说，为什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领导同志有许多关于种草和建设草原的指示，而草业仍起步艰难”？他深入研究内蒙古等地的情况后发现：“不重视草业是因为它的产值很低，所以就附带着包括在农业中，不值得单独列出”。他从时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周惠同志发表在《红旗》杂志1984年第10期的文章《谈谈固定草原使用权的意义》读到了如下统计数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3亿亩草原，1947年到1983年这37年中，畜牧累计产值100多亿元，折合每亩草原年产值平均才0.2元多。这的确比每亩农田的年产值小得多，只有个零头！”钱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和国外的差距太大了！纵观世界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主的西方现代化国家无不以草业为重要基础产业。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是典型的草业支撑现代化的农业自不必细论，就是100年前的欧洲，如英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法国、意大利等地，也是以草业为平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他们都把草地和优良牧草看作是“绿色黄金”（英）、“上帝恩赐之物”（法）、“立国之本”（新西兰）、“绿色银行”（美）。

为什么我国的草地资源利用水平落后到如此地步呢？草业知名专家任继周、洪绂曾、李毓堂等分析认为，一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观念陈旧。二是不按规律办事，掠夺性开发。三是靠天养畜，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四是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突出。五是没有专门的国家管理草业的机构，管理不到位。目前我国草地资源优化管理开发水平比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落后半个世纪以上。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战略、机构设置、投资预算和科教事业发展中都把草地资源的科学开发摆上重要位置。他们通过严格执法，围栏化保护，科学轮牧，合理利用，不断改良和大力兴建人工草场（占到草地总面积的30~80%），使草地生态和生产力达到很高水平。而我国对草业发展认识不足，草原保护与利用矛盾突出，长期投入不足，科技支撑不够，支持保障体系很不健全。我国北方草原家畜平均超载36% 以上。草原生产能力下降，平均产草量较20世纪60年代初降低了1/3~2/3。全国90%以上的可利用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沙化、盐渍化。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累计约2000万公顷被开垦，其中近50%撂荒成为裸地或沙地。

钱老在与有关部门领导的接触中感到了问题的严重。1989年1月，钱老在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担忧和扭转局面的建议：“不久前原农业部副部长、老农业科学家杨显东对我说‘60亿亩草原草地比耕地大四倍，是我国极大的一笔财富；可惜现在已沙化20亿亩，如不大力拯救利用，是我们的罪过。’”钱老认为管理好草原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件大事”，要有专门的国家管理机构，“不能放在眼前工作十分繁忙的国家农业部去管”。预言“将来到21世纪，国家会有草业部。”

很多人认为，中国人重粮轻草，主张素食，是几千年的传统使然。其实在中国农耕为主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之外，还有爱草重畜、崇尚自然的草原文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源。中华民族的祖先既有神农氏，又有伏羲氏。其中伏羲氏就是“畜牧之神”，驯养五畜离不开草。“农业之神”神农氏曾经“遍尝百草，而后知五谷可食”，“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也是草，都说明我们的先人十分重视草。汉字写成的《神农本草》就是我国战国时代的第一部药物学。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仓颉造字时，繁体字“華”是草字头。中华民族把草顶在头上，这是何等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草崇拜！反映审美观念的“美”字是由“羊”字和“大”字构成，认为“羊大为美”，也说明先人对草和食草动物的偏爱。古代牛用来祭牲，羊代表吉祥。号称“亚圣”（孔子是圣人）的孟子就说过，在春秋时代“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即年过半百才可以“穿好的”——帛，古稀之年才可以“吃好的”——肉。不是中国人生来素食，而是农业收成不稳，生活艰难，“劳力者”只能“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而已。  只是从渔猎、游牧时代进入农耕时代，“天涯何处无芳草”变为“斩草除根”，对草的鄙视才逐步发展为对畜牧业的轻视。农业精耕细作，牧业只取不予，使草原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

1988年2月，钱学森先生发现有份内部材料上写着“我国人民吃肉不能靠草原”。理由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的统计数字说明，草原畜牧太困难，不如在农区搞肉吃”，继续大养其猪。钱老对此种说法很不以为然：“照此说法，我们讲的草产业就走不通了。我看说这种话的人是目光短浅，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草原就不能进入良性循环吗？”

钱老认为，“广大干部受历史发展的限制，总以为草原是取之于自然的，天经地义，用不着去经营，也不愿去经营。加之草原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怎样才能同牧民的畜牧承包制结合起来，做到草畜经营统一，长期未能解决。因此牧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在内蒙古牧区推行了草场划分到户（组）提取草原管理费、牲畜作价归户适当提留的生产责任制，也就是草畜经营统一的生产责任制。这个认识问题现在终于得到解决”。

2002年12月18日，钱老在给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领导杨利民、夏日同志的信中深刻地指出：“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讲到西部大开发问题时提出：‘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内蒙古的优势产业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沙产业和草产业，这是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要内蒙古的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两大产业，真正建设成知识密集型的沙产业和草产业，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内蒙古的生态环境也会得到改善。”

二、      草产业就是草业系统工程，变生物转化链为资源增值链

钱老倡导的“草产业是以我国北方大面积草原为基础，以种草、牧草开始，用动物转化，多层次深度加工，包括食品工业、生物化工等综合利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是利用阳光、通过生物、依靠科技、延伸链条、面向市场、创造财富的草业系统工程，又称知识密集型的草产业。而“草业系统工程实际是草产业的组织、经营、管理的学问”。

钱老1984年就指出：“怎样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业？还得从利用太阳光这一能源做起，搞好光合作用，也就是要精心种草，让草原生长出大量优质、高营养的牧草。”这第一阶段可以称为是通过阳光，把二氧化碳、水、叶绿素转化为植物蛋白的“过光转化”过程。钱老说：“太阳光是一个强大的能源，在我国的地面上，每平方厘米每年有120~200大卡的能量，也就是每亩每年接受太阳的能量相当于114~190吨标准煤”；“限于水和肥料的供应，限于光合作用必需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限于植物本身的能力，上述巨大太阳光能只有很小一部分转变为植物产品。这个比例不到百分之一，常常只有千分之一”。“就是变成植物产品了，光合作用生产的产品，人也不能全部直接利用。就以粮食作物来说，籽实在干产品中占不到一半，其他百分之六十是秸杆”。而通过饲料作物和牧草喂养牲畜转化，情况就好得多：牲畜把草变为乳、肉、皮、毛、绒、内脏、骨杂的过程，就是通过消化器官把植物蛋白变为动物蛋白的“过腹转化”过程，这是第二阶段。把动物蛋白经过现代设备“流水线式的生产”和科学管理进行初加工、深加工、精加工的“过机（器）转化”过程，是第三阶段，得到食品、药品、纺织品等合格商品。商品通过市场营销网络、全程服务、品牌打造，形成核心竞争力，变为“增了值的货币”（马克思语），则是个“过市（场）转化”的过程，属第四阶段。上述“四过转化”是草产业“绿化—转化—产业化”流程中的关键环节。构成了“高效益的”，“草畜工贸四结合”的，以工农衔接、城乡一体、上中下游关联为特征面向市场的、现代化的完整的产业体系，类似于“种养加”、“产供销”高度综合的“龙型经济”。

钱老强调：“草产业的概念不仅是开发草原、种草，还包括饲料加工、养畜、畜产加工。最后一块也含毛纺织工业。”钱老1992年1月1日收到李毓堂研究员《草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模式》的研究报告后，回信说：“知识密集型的草产业可否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这个草产业要最有效地把草原、草地上的太阳光能，首先通过植物，然后动物的转化，再加水资源、能源及其他工业材料的投入，最后产出的是直接上市场零售的商品。所以是草业加深度加工业。” 钱老在给多位专家的信中讲了深加工的类型，如：“日本人曾发现，把畜类的骨头磨成粉浆，可以制成‘骨头豆腐’，既营养，又可口”； “充分利用农牧产品，也可开设制革厂”； “将肉食制成塑料袋装直接上市，畜脏可提药者直接制药，下脚入饲料”，强调“这样才是草产业，经济效益一定很高”。

钱老看到王明昶研究员的专著《草业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后，欣慰地说：“利用系统工程的草产业，实是以草原为基地的草、牧、畜加工、饲料工业、畜产制药，以至皮革制品，商贸的综合性产业体系，所以要用系统工程来组织经营。” “这样草业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在一起步就应考虑：根据全部科学技术成果，有什么可以为草业系统工程利用的？眼光放开，‘种’如何改进？‘养’如何改进？‘加’如何改进？‘产、供、销’如何改进？只有这样才能考虑到下个世纪实现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宏图。”钱老在《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的专论中，详细论证了如何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市场观念将草原生物转化链转变为资源增值链。他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勾画出了面向未来、极有创意的新结构图。如从精心种草、饲料加工、工厂化饲养、畜产品综合加工，到利用畜粪种蘑菇、养蚯蚓、沼气发电、残渣养鱼、废液还田；从草业综合生产基地、定居点、现代“草业新村”（即小城镇），到县域经济、通讯电视、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从中长期规划到分步实施；从综合利用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都是珠联璧合的整体设计。

实践证明，钱老1984年关于内蒙古牧区草业系统工程的论述，是具有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全球眼光、战略思考、系统分析的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围绕一个“省”字，走资源节约再生的循环经济之路；突出一个“链”字，走“农工贸一体化”、“草、畜、工、贸四结合”的龙型生态经济之路；强调一个“转”字，坚持“一层接一层，一环扣一环”，走新型的涉农的工业化的集约经营之路；追求一个“增”字，走技术创新、成果集群、系统耦合、文化衔接、效益迭加的知识经济之路。

三、      遵循西部特殊规律，科学破解“三农”问题

2000年3月28日，钱学森先生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中谈了他对西部科学开发的建议，重点是用草产业、沙产业的新思路破解“三农”、“三牧”问题，用科学技术帮助农村、牧区的人民早日富裕起来。

钱老说，我过去在搞“两弹一星”试验时，常去西北地区（包括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出差，对那里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状况是了解的。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搞过两次西部大开发，成绩不小，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有，值得认真反思。他说，据我所知，解放后西部地区曾有过两次大的建设，一次是（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156个项目时，有些重大项目建在西部和西北地区；另一次是60~70年代的三线建设。这两次建设无论从资金的投入，还是从科技的含量和人才的荟萃等方面来看，其水平和力度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建设推动了西部的发展，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究其原因，我认为是这些建设并未和西部的经济基础，即农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所以，其结果是少数工业项目上去了，但广大农村的广大人民仍然是贫穷落后的。所以我感到，西部的开发虽然是全面的、综合的，但仍然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态，也才能改变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

我国西部的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业如何增加效益，农民如何增加收入，农区、半农半牧区和牧区如何稳定。边疆安才能国家安。国家长治久安靠的是农民、牧民安居乐业。钱老早在1993年11月，就在给原甘肃省副省长、后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的信中说过：“因为中国西半部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同亚洲西部、亚洲东南部国家的居民有共同语言、文化传统，一旦中国西半部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了，对他们必定有重大影响。这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大问题！”西部是我国大江、大河的源头，也是沙尘暴的主要源头。西部范围主要是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西部大开发，要解决的是东西部发展得不平衡。生态是重点，沙漠化防治是难点，牧区、沙区少数民族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是焦点，突破口是产业化，发展草产业、沙产业是最现实的科学的选择。

钱老说：“要搞好西部的农业，我想也应该有新的思路。因为西部，特别是西北部地区，其自然条件与东部和中部地区有很大差别。所以不能用东部和中部搞农业的传统办法和常规手段去抓西部农业，将来的西部农业也不可能是现在东部农业的翻版。”科学的发展观一是要按规律办事，二是要从实际出发，三是要保护环境，四是要以人为本。怎样才能使西北地区的农业走出困境？钱老说，西北地区是大片戈壁沙漠，大约有16亿亩，和我国农田面积差不多。戈壁沙漠干旱少雨，但干旱少雨的另一面是阳光充沛。这是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不利和有利条件。问题是我们过去对不利条件看得重，故侧重于“治理”，搞植树防沙、堵沙等。这是对的，也有成绩，但有点消极。对阳光充沛这样的有利条件，则没有注意从积极的方面去利用和开发。1984年，老科学家基于对高科技农产业的理解，结合西北地区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在我国西北地区要建设沙产业、草产业的观点。他说：“我相信，我国的畜牧业将会有一个大发展，为全国人民提供丰盛的肉蛋白。这就是我提出草产业的指导思想。”

1984年6月钱老就对内蒙古自治区带头抓草产业寄予厚望。他在《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中指出，内蒙古有13亿亩草原，如果“下决心抓草业”，“可是件大事”。因为“农田少，大约才七千万亩，而草原面积却是农田面积的十八倍还多，所以草业的产值完全可以大大超出农业的产值。一旦内蒙古带好这个头，全国的草原利用好了，草业兴旺发达起来，它对国家的贡献不会小于农业。”

1994年，内蒙古半农半牧区的乌兰察布市响应钱老号召，在深刻总结多年来单纯生产粮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冲破旧的思想观念束缚，提出了“进一退二还三”的化解三农问题的新的发展方略，即建设一亩水浇地，退两亩旱作坡耕地，还林还草还牧。从1994年至2000年，共退耕1200万亩。同时，充分利用灌木林和牧草优势，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试验六年，在耕地缩减1/2的情况下，粮食总产从6.4亿公斤增加到11.5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由1994年的250公斤增加到600公斤；牲畜头数从380多万头（只）增加到1200万头（只），纯增67.7%，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745元增加到1838元，农牧业生产由广种薄收、粗放经营走向了精种高产、集约经营。他们“为养殖而种，为出售而养”的结构调整、大胆改革、政策创新，为后来中央实行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提供了经验。一是推动了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实现了精种、精养、高产、高效。二是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发展了农区畜牧业、草产业、林产业及相关的加工业。三是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就业，规定补助期8年，给部分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极可贵的缓冲期，为他们向二、三产业转移打下了基础。四是树立了科学发展观，有了以人为本、产业扶贫、科技兴农、生态生计兼顾的新思路和自信心。

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到，“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一生的追求是八个字：志在强国，心在富民。他不但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以战略思考指导着第三次西部大开发的科学进行。钱老说：“我们在21世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自然起点要高。所以我提出的林产业、沙产业和草产业，都强调是知识密集型的，要把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都用上。而且一开始就搞产业化，形成‘生产、加工和销售一条龙’，并注意综合利用。这种高技术产业化的农业，实际上已和工业及经贸、服务等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了，所以可以做到对农业生产实行工厂化管理。由此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已大大缩小了工农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

党的十六大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钱老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三化互动”的思想，逐步得到有关部门及高层的理解和认可。钱老离开一线工作后，密切关注着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破解“三农”、“三牧”问题的草产业雏形的涌现和成长，验证和完善着自己提出的知识密集型的草产业理论和相关设计。

钱老1995年8月深有感触地说：“我注意到近日来报刊对治沙有不少消息：一方面有人民中的实干家，另一方面有地方政府中的积极领导干部”，两者“结合”了，草产业和沙产业就“启动”了，“在内蒙古自治区已有好几处治沙有成绩”，要“推动他们”向草产业、沙产业发展。

地处鄂尔多斯高原黄河南岸、库布其沙漠东缘的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响应钱老号召，在高耐旱、高耐寒、高抗逆的沙生灌木林——沙柳基地内推广立体种植，推行灌木、牧草间作；并开辟工业用途，创新“沙柳制浆配抄塗面箱板纸”工艺，做到了沙柳产业化的综合利用，兼顾了生态、造纸、环保、扶贫。2001年5月30日，钱老看到集团总裁赵永亮和笔者的专题报告后，高兴地说：“我认为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将林、草、沙三业结合起来，开创我国西北沙区21世纪的大农业！而且实现了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链，达到沙漠增绿，农牧民增收，企业增效的良性循环。我向您们表示祝贺，并预祝您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

四、      由理论创新到科学决策，抓好“西部21世纪的大事”

为了推动内蒙古自治区在我国草产业发展上走进前列，1984年6月以来，钱老通过多次书信，指导内蒙古自治区带头抓草产业“建设试点”，认为“先从奶、肉、毛、绒四个类型做起很好”。^[26]  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发展生态畜牧业调查组报告，在伊利、蒙牛和北京三元、上海光明乳业龙头企业带动下，已形成以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呼伦贝尔市为中心的50万头高产奶牛养殖基地；在草原兴发、科尔沁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已形成通辽市、赤峰市肉牛育肥养殖基地；在小肥羊、小尾羊等龙头企业带动下，正形成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农牧交错区的1000万只育肥肉羊基地；在鄂尔多斯、鹿王、维信等知名企业带动下，已形成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阿拉善盟绒山羊基地；在亿利资源、伊泰生物高科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已形成鄂尔多斯市200万亩药用甘草基地；在宇航人高科技公司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已形成呼和浩特市100万亩沙棘原料基地等，都卓有成效地辐射带动了周围广大农村牧区的经济发展。^[27]  其中伊利、蒙牛两大乳品企业2005年加工乳品已占全国的1/4，年销售收入200亿元，也占全国乳业销售收入的1/4，双双托起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中国乳都”的辉煌。伊利、蒙牛已跃居中国乳品企业的龙头老大和老二，前者规模最大，后者速度最快，都是股票上市公司、中国驰名商标，都创造了十个以上的“中国第一”。呼和浩特市领导说：“乳业已成为呼和浩特市的支柱产业，两大龙头企业不但为呼和浩特市贡献了1/3的国民生产总值，行业同比连续数年居全国37个大中城市之首；而且直接、间接创造就业岗位，帮助50万户农牧民脱贫致富，人均增加收入近千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1月2日视察蒙牛乳业集团通辽分公司时说：“内蒙古13亿亩草场，中国人均一亩，河套平原、西辽平原各拥有800万亩水浇地，退耕还草；这既有资源优势，又有市场需求，还有这样的龙头企业，何愁不能全面达小康！”  2006年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给重庆草产业企业留言：“我有一个梦，让每个中国人，首先是孩子，每人每天喝一斤牛奶。”6月2日在内蒙古听伊利、蒙牛两大企业汇报，对“实现全民族‘每天一斤奶’的目标，迎接中国乳业第二个春天”的提法很感兴趣。

内蒙古自治区现在正实现着“三个历史过渡”：一是从游牧业向定居畜牧业过渡；二是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三是由靠天养畜向建设养畜、科学养畜过渡。半农半牧区和农区正在由自然放牧向舍饲轮牧转变，由种、养分离向种、养结合转变，由输出原料向输出成品转变。上下已形成了共识：只有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由饲草业、草坪业为行业目标向“草畜工贸四结合”、“种养加销一条龙”的产业目标转变，才是我国北方大草原重振历史雄风、创造时代辉煌的根本出路。

在换一种思维认识草原、草业、草产业时，只要变对抗为兼容，变单一为多样，变“输血”为“造血”，信心就显著提高了；生存动力、政策动力、市场动力三结合，效益就显著提高了。内蒙古草产业的健康发展表现为区域化布局明显，专业化实力增强，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明显提高。畜牧业综合生产水平已稳居全国五大牧区之首。牛奶2001年产量占全国的10.15%，居第三位；到2005年产量占全20%，已跃居第一位。与20年前相比，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仅增0.7倍，但肉类总产量增加6.2倍。羊绒稳居全国第一位，“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词已家喻户晓。草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牲畜的群体出栏率、个体生产力都显著提高，畜牧业产值占全区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已达38.9%。全区农村牧区规模养殖户23万户，产肉占全区总产量的33.5%，产奶占28.3%，产毛占26.4%，说明农牧民向养殖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步伐加快。

内蒙古的草产业发展已出现了“八大变化”：一是由专家试点到农牧民实践，二是由农牧民个体经营到龙头企业带动，三是由资源简单转化到产业链延伸，四是从小基地示范到大集团加盟，五是从产业营销到名牌打造，六是从名不见经传到企业家军团出现及民营企业家挑大梁，七是从实物运营到资本运营及国际财团直接融资，八是由分散活动到内蒙古沙产业、草产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发挥中介作用，以组织化保证产业化。

从1984年钱老应约给《内蒙古日报》发表专论，希望内蒙古在草产业的推动上给全国带头，到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把“大力发展林产业、草产业、沙产业”列为重点，写进“十一五”规划，历时22年。  这是对国情认识的升华，对西部认识的飞跃。它的示范作用必将进一步彰显出来。

既然沙产业、草产业作为“西部21世纪的一件大事”（钱学森给新华通讯社田聪明社长的信），立起了一座里程碑，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枝独秀终将唤来满园春色，钱学森先生第六次产业革命的曙光必将普照中华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