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希祥

    中国著名草原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任继周先生发表了《食物安全三论》，从全新的角度看问题，为我们指明了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任继周先生的《食物安全三论》别开生面，从中国农业的结构现状分析入手，提出了调整现有产业结构的依据，匡正了长期存在于食物系统安全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观点。他明确指出：“食物系统包含三个食物带，对人的食物构成来说，应包含矿物性食物、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三大类，领域十分广阔。矿物性食物如水、盐和某些矿物元素；植物性食物如谷类、蔬菜、藻类、果品等；还有动物性食物，如肉类、奶类、蛋类、水产类、昆虫类及其制品。而‘粮食’只是谷物的一部分，在食物系统中是一个小的局部。”这对于传统的“以粮为纲”观念无疑是有力的清醒剂。我们之所以错误地坚持了“以粮为纲”的观念，是在“粮食=食物”的认识偏颇中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的结果。“民以食为天”，并不等于民以粮为天。“联合国的‘食物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FAO）’，被除数中国译为‘粮农组织’，表现了我们对食物的偏见。”任先生指出我国在过分窄狭的食物安全道路上步履维艰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对资源的损害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的严重浪费，创伤极重。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为什么历年出台了数不清的各种“支农”措施，却仍然出现了全国为之忧虑的“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我国食物系统的主要弊端在于把谷物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而对非谷物食物资源和其他动物食物资源则未予重视。在此基础上自然形成了‘粮--猪农业’”。

    任继周院士引进了两个科学概念：一个是“食物当量”（Food Equivaoent Unit,简写FEU），就是以热量与蛋白质含量为基础综合而成的用以衡量食物的统一标准；一个是农田当量（与标准农田生产力相当的土地，亦即生产能力折合的面积实体化，不是实测的二维农田面积的量）。在此统一标准下，数据中外横向对比，使人一目了然我们的问题症结所在--食物结构不合理，比例失调，是导致土地与人口压力日盛的根本原因之一。任继周院士以14年的统计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1989年到2003年的粮食、肉、蛋、奶的消费动态坐标曲线，及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力地支持了其论点的不容置疑。

    任继周院士算了一笔账：若将全国农田现在统计的17. 8亿亩，（应退出开垦过当的土地，仍以16亿亩计算）以20%种植填闲饲料作物，可增加农田当量5.72亿亩。2020年的食物生产能力在保证现有16亿亩基本农田的基础上，实施草地农业系统可以增加农田当量11 .83亿亩。农田当量与现有农田之和为27.83亿亩。若以每亩单产300公斤计算，可生产8. 35亿吨食物当量，而口粮只需要1.93亿吨，除去饲料消费4.92亿吨。不但基本满足本世纪20年代的全国粮食与饲料的总需求，还有1.5亿吨机动食物当量，相当全球谷物贸易量的60%（全球粮食贸易量约为2.5亿吨左右）参与国际粮食贸易。届时中国将进入一个粮食生产稳定并有余粮和饲料出口的新时代。

    他分析了另一组算数字：现代化农业与畜牧业比值应不低于50%，我国畜牧业占农业的比值如由如由32 .12%增加到50%计，可新增收益5310 . 36亿元；后生物生产层，农业初始产品产值与后生物生产层产值之比由目前的100：43，增加到100：130（即达到目前台湾的水平）将新增2.58万亿元。届时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将达7000元左右/年。可惜的是蕴含这样巨大潜在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没有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更不要说及时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了。

    任继周院士是清醒的。他说，“要改变几千年来的以粮为纲的农业系统，尤其是改变这一农业系统所养成的‘粮食情结’和与之联系传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一个艰难、痛苦而漫长的过程”。

    笔者以为，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规律的掌握，更是对不科学传统的告别。面对嗷嗷待哺的农业弱势群体和日益明显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希望这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尽可能短些，再短些。
（文章来源：《政协经济论坛》部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