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年前，在研究内蒙古生态建设、经济发展的领导同志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深刻、见地超人的话：“目前，植被建设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全世界都把绿色植物占整个国土面积的比重当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志。伊克昭盟把植被建设作为全盟最大的基本建设来抓，而且从认识上、组织领导上、政策规定上一步一步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保证这项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们所进行的正是一项造福当代、荫及后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已证明这段话非常正确。这是新华通讯社社长田聪明同志1983年1月发表在《内蒙古日报》上的调研报告。有历史反思，有科学分析，有战略眼光，有基层实践，今日读来仍感厚重，极有指导意义和学习价值。

    近几年来，深受风沙之害，吃尽风沙之苦的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族人民，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大地植被建设放在全盟生产建设的第一位来抓，以每年三百万亩左右的速度种树种草种柠条，决心尽快让鄂尔多斯高原重披绿装。在如今的鄂尔多斯高原上，可以不时地看到一条条绿色的林带锁住了一个个流动的沙丘，一片片茁壮生长的柠条覆盖着一个个山包；一座座小草库伦染绿了一个个畜群点，荒漠的草原上出现了块块绿洲……。而且给人一种“今年又比去年好，明年定比今年强”之感。特别是当我们回想起鄂尔多斯高原上曾有过“水草丰美”的历史，和后来长时期有意无意滥垦草原，引起严重沙化的教训，深深感到现在伊克昭盟各族人民正在进行的种树种草种柠条，真正够得上是在补前人之过，立千秋之业。

                                    　美好的回忆

    鄂尔多斯高原的东、西、北三面被黄河环绕，南临无定河，四面环水。总面积为八万六千三百多平方公里。很久以前，这里是林海茫茫，树木参天，水肥草美，沃野千里的好地方。《汉书·匈奴传》记载这里是“草木茂盛，多禽兽”。《史记·货殖列传》里说这里的“畜牧业为天下饶。”公元413年，匈奴贵族首领赫连勃勃巡游到现在的伊克昭盟南部，赞叹道：“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太平御览》卷555页)。“广泽”即湖泊，“清流”指今无定河等。于是，他征集了十万人营建赫连夏国的都城--统万城。这就使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更加美丽繁荣。北魏拓拔焘征服赫连夏，攻占了统万城后，“以河西(今准格尔旗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为牧地。畜产滋患，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魏书·食货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兵西征，路经此地，看到这里草木丰茂，山青水秀，风光旖旎，便嘱咐部下，他死后要埋葬在这里。可想而知，这里是如何的美丽诱人。

    考察鄂尔多斯高原的现实，也能使我们看到它当年的丰姿。在解放初期，伊盟地区尽管已沙化了1800万亩，但仍然还可见柳湾接柳湾，草滩连草滩。全盟著名的大二坑、后大梁和蘑菇滩等五大草场，骑马经过看不到马蹄踏起的尘土，牧草是何等的繁密茂盛。现在准格尔旗瓦贵庙一片有2000多亩大的次森林和大松树土辱一棵树龄985年的油松王，这足以说明这里曾经是森林密布、古木参天的地方。

                                    沉痛的教训

    早在九世纪中后期，富饶美丽的鄂尔多斯高原就出现了“十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墙”的现象(《横山县志》)。晚唐诗人许棠在《夏州道中》一诗中写到：“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可见，曾经是景色秀丽、繁荣昌盛的统万城，这时已“深在沙漠”之中了，十分荒凉。

    据考古资料证明，埋没统万城的沙和城址下面的沙是同一类型。证明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流动沙，是因为许多民族曾在这里交替活动，连年战乱和大规模地开垦，破坏植被造成的。秦汉时期设置九郡四十四个县进行移民屯垦。伊盟的西北部增设沃野、河南地，准格尔旗增设美稷和西河郡。汉武帝刘彻，元狩年间(公元前119年)徒72·5万人开向上郡、西河郡屯垦。元丁年间(公元前116-111年)又徙60万人开向河西、西河二郡屯垦。之后就在史籍上出现了库布其沙漠的记载。隋唐时期继续增设州县进行屯垦。隋代增设丰州(现准格尔旗十二连城)、胜州(现杭锦旗)、盐川(现宁夏盐池县)。唐太宗继位不久，朔方道大总管在这个地方采取"屯垦适边，，的政策。增设麟州(现乌审旗)、六湖州(现鄂托克旗城川一带)大批移民屯垦，鼓励砍伐森林，放火烧荒，开垦种植。在此后，历史上就出现了毛乌素沙漠的记载。

    近三百年来，伊克昭盟仍然连遭滥垦。清代在这里设立西盟垦务局，把“开放蒙荒”作为一条“新政”，“开垦地段之内旗民应居他地。”1902年到1911年期间共开垦荒地达333万亩。加之连年灾荒，许多农民被迫涌入伊盟境内，采取春去冬回的“游农”方式，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垦地面积不断扩大。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外国教会势力与王公贵族、官吏勾结，购地招种，鄂托克旗的呼和滩就割让给法国教堂。据当时垦务局统计，洋人垦地220万亩。使鄂尔多斯高原的大好植被不断遭受破坏，地面裸露，风蚀、沙化和水土流失日趋严重。

    本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根据自然条件，在保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前提下，合理布局，开垦一些土地发展种植业是可以的，当时伊克昭盟的客观条件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的前人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加之迫于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为了糊口，便盲目地毁林毁草，开荒种粮。特别是历代剥削者和军阀，不断发动战乱，大规模地掠夺和破坏自然资源。天长日久，自然植被越来越少，沙化面积越来越大，便逐渐形成了两大沙漠，给后人留下了灾难。

    解放以后，伊克昭盟党和政府对保护自然植被的认识在逐步提高。但是，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加之伊盟党政主要领导调动频繁，对伊克盟自然特点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不深，对于保护和增加鄂尔多斯高原植被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自觉。所以，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曾四次违背自然规律，大面积地滥垦草原。而且由于我们有了组织起来的力量和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机具，其开荒规模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耕种面积达到了1050多万亩。从而，加快了沙化的速度，扩大了沙化的面积，使库布其和毛乌素两大沙漠在伊金霍洛旗“握手会合”，沙化面积扩大到5700万亩，占了全盟总面积的44％。

    沙漠的不断扩展，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人们过去常说，这个地方是“三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可从气象资料看，后来伊克昭盟的大旱周期在逐渐缩短，由过去的十年缩短到七、八年。1970年以来又连着大旱三次。而且，大风日增多，风级增大。春天刮大风时，不仅可把种下的种子吹走，牲畜不能出牧，有时尘土遮天蔽日，白天室内也得点灯。伊金霍洛旗在1973年就刮过两次这样的大风，不得不在白天点灯办公。分析鄂托克旗吉拉气象站的观察资料，1973年后的沙暴日数比1967年前增加了三、四倍。据科学探测，伊克昭盟的悬浮沙已经在污染北京的空气。而且，伊盟每年要向黄河中下游输送1·4-1·7亿吨泥沙，致祸于那里的人民群众。伊克昭盟多年来农牧业生产低而不稳，除人为的积极性被束缚外，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风沙灾害。据不完全统计，解放以来鄂托克旗南部十二个公社有2203间房屋、3010间棚圈和1438眼水井被风沙埋压，有698户社员被风沙撵得搬迁。风沙给鄂尔多斯人民带来的灾难是难以一一说清的，其教训十分深刻。

                                    曲折的斗争

    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各族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逐渐懂得了保护大地植被的重要性，并为保护自然植被，反对毁林毁草、滥垦草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在近代史上，记载着伊克昭盟各族人民坚持不懈地反对满清王朝垦务局的许多斗争事迹。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签定了辛丑条约，“遂令大好沃壤，为外人殖民地”后，劳动人民反对开垦草场、破坏植被的斗争更为激烈。1884年，达拉特旗扎兰章京宝力格占巴拉，为反对外国教会任意占地，滥垦草场，率70人烧毁了一座天主教堂。解放前夕，这里的劳动人民又为反对国民党军阀陈长捷滥垦草原，进行过英勇的流血斗争。

    在民主革命时期，活动在伊盟的我党组织，根据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禁止开荒，保护牧场”作为党的一项政策提了出来。解放后，又将这一政策写进了全盟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文件，对于保护鄂尔多斯高原的植被，制止滥垦滥伐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中期，毛主席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伊盟出现了第一次造林治沙的高潮。一批国营林场、治沙站在沙化最严重的地方相继建立，许多社队办起了林场和治沙站，一批种树种草的模范人物开始涌现。可是，时过不久，由于“左”的错误的影响，不顾客观实际和后果地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使"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的政策又吹了。鄂托克旗、伊金霍洛旗历史上春去冬回的远耕“游农”的现象又出现了。特别是为了实现“一大二公”，要把土地连成片，来了一个打“风界子”运动，把耕地与耕地之间留下的防风固沙的柠条和沙蒿带挖掉。草场、农田均受破坏，造成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大面积沙化。

    1964年，伊盟盟委认真分析了这里的自然条件，总结了人民群众长期以来的斗争实践，作出了，“种树种草建设基本田”的正确决定，动员各族干部和群众，种树种草治理沙漠，尽快恢复鄂尔多斯高原的“本来面目”。准格尔旗海子塔公社榆树湾大队牧工刘茂桐，过去就边放牧，边种柠条；盟委提出“种树种草”的号召后，他的劲头更足了。他在放牧的时候，衣袋里、袖筒里经常装满柠条籽或其他草籽，不是采摘回来的，便是要下种的。一边放牧，一边用放羊铲往地里种。到1966年他共种柠条4000多亩。这年春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树立长期建设草原的革命观点》的社论，表扬他说：“如果千百万牧民群众都动员起来，都象刘茂桐那样干，……并且把革命干劲同科学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草原一定能够建设好”。就在群众性种树种草运动全面兴起时，“十年内乱”的冲击开始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横行，把“以牧为主”、“禁止开荒，保护牧场”政策作为修正主义批判。有的地方为表示与“走资派”对着干，竟然荒谬地把前几年种起来的草和树作为“修正主义的黑根”，强迫人们刨掉。还鼓吹“牧民不吃亏心粮”，把链轨拖拉机开到草原上翻地，“嘟嘟嘟”一直走，不回头，出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开荒。然而，生长在这里的劳动人民仍然没有忘记种树种草这一正确方向。牧工刘茂桐虽然被戴上了“黑劳模”、“假典型”等帽子，会上会下受到批判，但是羊一出坡，他衣袋里照样装满柠条籽，走到哪里种到哪里。有条件的地方还种上了树。就在挨批的年代里，他又种了2000多亩柠条，人称治沙老愚公--鄂托克旗苏米图公社哈达图大队牧民沙木腾，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受到了残酷的迫害，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种树种草的决心。他把自己的家由条件好的地方搬到明沙窝子里，一边放牧一边种树种沙蒿，就象愚公移山一样，年年栽树种草不止。现在，他居住的那个沙窝子却成了一个郁郁葱葱的绿洲，3000多亩沙丘长满了树和各种牧草。

    在生产斗争实践中，伊盟盟委逐步看清了如果不治理风沙，这一地方的群众就无法生存下去这一严重现实。于是在1975年提出了“以治沙为重点”的生产建设方针。为了推动这一方针的实施，盟委把以刘茂桐和沙木腾为代表的一批“绿林好汉”、“草莽英雄”树为标兵、模范。把年过花甲的刘茂桐和沙木腾吸收入党，大张旗鼓地进行表扬，号召全盟各族干部群众向他们学习，把种树种草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尽管当时还是“左”的那一套，还受到“以粮为纲”的巨大冲击，但伊克昭盟各族人民种树种草还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盟国营林场、治沙站和苗圃发展到33个，新建林业科研所和林业工作队11个，社队林场(站)、苗圃发展到879处。群众性的种树种草活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重大的转变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伊盟盟委认真清理“左”的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伊盟的气候特点和自然规律，从根本上寻找改变伊盟、建设伊盟的出路，制定适合当地特点的生产建设方针。从此，伊盟盟委、盟公署把领导的主要精力和生产建设的重点，转到大地植被建设上来，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抓紧抓实。

    1980年，伊盟召开了有公社书记参加的“全盟以种柠条为重点的草原建设会议”，提出了“植被建设是伊盟最大的基本建设”这一重要思想。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同时，又认真地抓了各地的具体规划，把任务落实到了基层。这一年，全盟种树93万亩，种草34.9万亩，种柠条37.7万亩，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

    1981年，党中央为内蒙古自治区确定了“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生产建设方针，使伊克昭盟各族干部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盟委、盟公署及时召开了“全盟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认真的讨论学习，作出了“关于大力建设以柠条为重点的人工草牧场的决定”，确定了每年种树100万亩、种草100万亩、种柠条100万亩的任务。还明确宣布：国家、集体、个人种树种草，谁种谁有，不许平调，不许侵犯。鼓励和支持个人种植，把荒山沟坡、荒沙碱滩划给社员种植和围建小革库伦。对植树种草好的给予奖励。这一年，虽然全盟遭受了大旱，但种树种草仍得到了迅速发展。共种树91.6万亩，种草49.9万亩，种柠条141.1万亩，种植面积比历史最高水平的上一年增加了71％。

    1982年为了检查近两年种树种草的情况，进一步总结经验，掀起一个全民性的自觉的种树种草高潮，全盟又召开了“三种”、“五小”多种经营会议，“三种”即种树种草种柠条，具体深入地贯彻“林牧为主”的方针。重申“三种”的有关政策，落实“三种”的责任制，提高“三种”的经济效果，加强对“三种”的具体领导，形成了一个深受群众欢迎的《关于“三种”的意见》的文件。这一年，全盟种树100万亩，种草49.2万亩，种柠条191.7万亩，种植面积比1980年增长了一倍多，比1981年增加了20％。

    目前，植被建设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全世界都把绿色植物占整个国土面积的，比重当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与愚昧、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志。伊克昭盟把植被建设作为全盟最大的基本建设来抓，而且从认识上、组织领导上、政策规定上一步一步去解决存在的问题，保证这项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他们所进行的正是一项造福当代，荫及后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相信只要象现在这样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定能够恢复高原那山青水秀，沃野千里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