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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草原文化艺术活力的跨文化解读
郝诚之 郝松伟
如果说草原是艺术的摇篮，艺术就是草原人飞动的魂魄。辽阔的草原为艺术的历史所充盈，艺术的内涵由草原的多彩所蕴籍。作为中华民族三大文化主源之一的草原文化，因思维方式、民族特征和人文追求、价值取向而显示了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有别又互补的艺术活力。
一、敦煌莫高窟的"变文"变出了明清四大奇书
草原文化的艺术活力，既表现为精神思维的原创性和多样性，又表现为文化交流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因为草原地带是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对外接触的前沿，因而在古代中国"西阻于山、东阻于海"的情形下，这个文化区通过一些交通孔道，成为外来文明传向中原的中介站。影响重大的例子如从公元前一世纪就开始的印度佛教内传，就是以西域和北朝的一些少数民族为中介的。以"佛教三大石窟"而言，大同云岗石窟建在北魏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龙门石窟建在北魏后期首都洛阳，都是鲜卑族拓跋氏以国家之力和民间之力开发出来的信仰特征和艺术杰作；敦煌莫高窟则建在丝绸之路东段的要冲，是西北各少数民族聚居、中亚商贾往返的地方。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井上靖先生游历丝绸之路，发出了如下疑问："在一片荒漠之中，数以千计的石窟，数以万计的佛像，无以计数的经卷，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制造了这一切？"他的这些话后来被演绎成了著名的日本电影《敦煌》。（殷志江《徒步丝绸之路，一个无关景点的旅游故事--韩国教保2005东北亚大长征之片段》，《小康》2005年第12期第76页）我们认为这个电影的幕后音应该加这么一段话才更见深刻：莫高窟里发现的大量壁画和汉文写卷，包括宗教经卷、变文卷和诗词杂赋卷，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写卷，构成了举世无双的中华敦煌文化遗产，并影响了这个伟大文明古国的文学走向。
据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原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长，现代作家郑振铎先生回忆，1927年他出国游学，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1929年他发表于《小说月报》第二十卷第三期的《敦煌的俗文学》一文，就明确提出了"变文"的名称："何以为之'变文'？那正和盛行于六朝、唐的'变相'相同，都是演绎佛经故事的。"这一通俗文学形式长期被湮没，直到敦煌藏经阁发现大批手抄本变文以后，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1932年底，郑先生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包括了被称为中国最崇高的三大成就之一的"变文"。1938年正式出版《中国俗文学史》时，他又专门将《变文》作为一章进行详细论述。在评介唐代俗文学时，他将重点和取材放在佛曲与变文上。仅"变文"就用了一个章节共90页的篇幅，盛赞它们"气魄宏伟"，"想象丰富"。关于变文的分类，他认为一为关于佛经故事的，可分为严格的说经和离开经文而自由叙述的；一为非经文故事的，也可分为讲唱历史的或传说的故事与讲唱当代的有关西陲的"今闻"的，如《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等。（王睿颖《郑振铎与敦煌俗文学研究》，《文史知识》2008年第2期第116~117页）
令我们叹为观止的是敦煌遗产中的变文，即佛教俗讲的开拓性、世俗性贡献，居然孕育出中晚唐寺院和民间流行的说唱形式。它以雄伟奇丽的天地三界的想象力和韵文、散文交错的表演技巧，深刻地影响了宋朝"勾栏瓦舍"的说书艺术，最终在文人的参与下变为明清时代的话本和章回小说，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和《今古奇观》为代表的奇书系统。草原民族西域艺术的内移，首先进入中原民间文学系统，并最终改变了宋元以后我国文学的总体格局。（见杨义《画一幅中国文学的文化地图》下，《人民政协报·文化周刊》2002年2月19日B3版）这是何等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艺术互借互学，包容和创新啊！
中华文明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以原创推进兼融，以兼融壮大原创，形成一种中国特色的原创与兼容互为表里的艺术文化哲学，不同凡响的艺术奇葩由此绽放。
二、雄视百代的旷世奇才李白从西域走来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中原文化艺术的定力之外，尚存在着生机勃勃的西域文化艺术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一种充满野性活力的新鲜血液。如"大唐雅乐"所以气宇轩昂、不同凡响，就是海纳百川，荟萃了胡汉古今的音乐成果。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他在《法曲》一文中说："胡音胡骑乐，多涉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刘志琴《中华文化中的兼容与综合》，《鹏程》2000年第5期第41页之援引）盛唐音乐如此，诗歌也是如此。因为音乐、诗歌都是人类心声的表达。唐代胡汉文化造就的旷古奇才李白，他的如椽巨笔、江河文章、绝代名诗，验证了多文化兼容和创新的巨大威力。李白从西域走来，大地、高山、冰川、骏马、胡姬都化为他"精神的马队"。他不在意那中原已有的温柔、敦厚、细腻、空灵。大笔横扫，狂飚空进，给大唐诗坛注入西域骑士的剽悍与纯真，令所有同时代的骚人、墨客为之一惊。洞庭烟波，赤壁风云，蜀道猿啼，浩荡江河，全部一下子飞扬起来。游侠李白飒爽而来，他的双脚和诗笔生动了大唐山水。可见拥有两种文化绝对比只有一种文化要好，象有两种血统的人比单一血统的人创造的历史更斑斓多彩、雄视百代一样。研究大中华、大历史、大文化的专家夏立君先生说得好："涌动着异族新鲜血液的李渊、李世民和广大民众昂然而起，中国历史上最具光彩的时代到来了，唐朝开朗雍容的气势在整个封建社会空前绝后，唐人的心态也是最为健康的。只有大唐的江山才能容纳天才李白那放达的脚步。"（夏立君《在西域读李白》，《文苑》2004年第10期，第50-51页）唐诗中向往异域的气息是浓烈的，汉族诗人们倾听真实的蹄声，呼吸英雄的空气，纷纷奔赴边疆，写下许多境界豪放的诗篇，那些边塞诗、沙漠诗实在是唐诗中的金子。在书房中低声吟哦"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诗人，一踏上西北大地、苍茫草原，就放开了喉咙。但所有的人都无法与李白相比，因为他们的方向相反，李白来自西域！据郭沫若先生考证，李白父亲是汉人，母亲是在喀尔巴什湖附近的碎叶人。我们过去只知道"黄河之水天上来"出于李白之诗，殊不知"西域胡姬美如花"也出于李白之口。当我们品味着公元七世纪"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这如画的诗境，看到少数民族的女性第一次以这么光彩照人、自然深情的形貌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时，真是喜出望外！书云先生在《追寻玄奘西行路上难忘的经历·可汗送行》一文中说，也许是草原游牧民族和古老的中华文明结合，造就了李白这样一个天才的诗人。他自由驰骋的想像力，形成了他的一代浪漫主义的豪放诗风。如写唐朝之强盛，他说道："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描绘愁苦情绪，他也是大气磅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他的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几乎成了所有中国人教给子孙的第一首思乡曲！（见《北京晚报》2005年12月27日第47版）
辽、金、元三代，我国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由强烈碰撞到磨合、融合，胡语、胡乐改造了中原文化的形态和趣味，加上元朝前期科举制度中止了80年，使有才华的文人只能在百戏杂艺中表现自己的创造力，从而使融合着真性情、野腔调的元杂剧和散曲猛然兴起。以倡优之艺作为一个朝代的标志性文体，也只有在游牧文明打破了儒家文化一统天下的价值体系之时才有可能。 [1] [2] [3]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