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痴心赤子情

　　杨鲁安藏珍馆开馆当天，不仅当地的党政官员出席并为开馆剪彩，而且故宫博物院、中国文物出版社、中国文物报、陕西省博物馆等文博界专家也专程前来祝贺。乌兰夫同志的战友、长期在内蒙古担任领导职务、95岁高龄的王再天老人，派其子王延青到开幕式宣读他写给杨老的贺诗：
　　“古有通商发展曲，珍藏货币现文明；瓦当寻宝中华史，不改痴心赤子情。”
　　给藏品找个什么样的归宿，是杨鲁安考虑了很久的问题。最终将它们捐献出来，有三个缘由：
　　“首先，从1951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内蒙，我生命中的百分之七十都在这里。回族讲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留给儿女不如留给当地。50多年来内蒙古人民哺育了我，我要报答各族人民的深情厚谊。
　　其次，我的捐赠不是自发的，而是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我的老师王襄，他是甲骨文专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董作宾从美国来信，说美国人要出高价收购他收藏的甲骨片。老先生教书，穷得没辙，整天啃窝头咸菜，过得很艰苦。但他不愿看到中国的文物流失到国外，婉言谢绝。1953年，他却无偿地将5000多片甲骨全部捐给了天津，这些藏品现存于天津历史博物馆。老先生这么多东西都捐，我这算啥呢！第二个人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书画篆刻大家钱君匋。他将所藏的印章、字画2000多件全部捐给了故乡浙江桐乡。
　　第三，我收集的钱币、碑帖、瓦当、青铜镜等都是成套的，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缩影，也展现了从古至今内蒙古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变化。曾有好几个少数民族在内蒙古这片土地上建立过王朝，留下了文物。展出来让大家看，既能让内蒙人感到自豪，又是对外宣传内蒙古的极好的证据。”

善取前贤成自我

　　1928年5月，杨鲁安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回族世家。他的祖父喜好收藏古董，他的大外祖父孙华潭更是天津有名的古玩商、收藏家，开过一个叫“大吉山庄”的古玩店。他的父亲也开过古玩店，经营到解放前夕。在环境的熏陶下，杨鲁安在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早期的收藏，从甲骨金文到青铜器，从碑石拓片到铜镜瓦当，从古代字画到唐人写经，无所不包。同时他还拜王襄、方药雨、陈邦怀、吴玉如等人为师，学习古文字学、钱币学及书法理论。
　　1951年杨鲁安从南开大学毕业后，为支援西北建设来到绥远，也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之后一直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生活。他常利用星期日到归化城的古玩市场，主要是访求古印。当时一方官印不超过一元钱，普通汉印也只要二三角钱。从1951年到1958年，他收集的战国、秦汉官私印就达数百方。除此之外，还收到了300多面铜镜和200多个瓦当。其中“惟汉三年，大并天下”瓦当，是刘邦即将统一天下时的纪年瓦当，就是这个时期收藏的。
　　说起杨鲁安和他的收藏品，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解放前，他收藏了一锭墨，是清朝刘墉用过的“丹林诗兴”，乾隆皇帝所赐。这锭墨在所藏的几百锭墨中原本算是一般的，但文革期间，天津的家被抄，大部分墨都被拿走了，余下的被乱扔了一地。杨鲁安后来回天津，在老太太床下发现这锭墨。墨已断了，他又粘在一起。随着眼下“刘罗锅”热，这锭墨也身价日增。
　　还有两卷写经，与杨鲁安结下了生死缘。一卷是1946年的一天，他放学经过书铺时用2元钱买下的敦煌写经“大通方广经卷宗”，后经方药雨鉴定，是极其少见的东晋人写经。另有一卷是北魏写经，“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经鉴定是释迦牟尼去世前最后讲的经。“文革批斗时，别的都被抄走了，唯有这两卷经，被我别在裤带里。当时是冬天，外面套着棉衣，我弯腰站着，经卷又小，他们没发现。”说到这儿，杨老激动地站起身来，向我们演示当时的场景。
　　杨鲁安还饶有兴致地说到一枚元代“至正之宝”权钞钱（即衡量钞票价值的钱币）。十几年前，他以很高的价钱从朋友那儿换到一个，欣喜若狂。但直到1999年又买到真品，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假的。
　　对此，他感慨地说：“搞收藏，一生真真假假，不会全是真品。为了尽可能不搞错，必须做到‘三有’和‘三戒’，即有眼、有钱、有缘；戒急、戒贪、戒狂。”

　　此次杨鲁安无偿捐献给了呼和浩特市政府的藏品内容丰富，有人看了这些藏品后，估价至少在数千万元以上。呼和浩特市政府为此奖励杨鲁安150万元，他当场宣布，拿出其中100—120万元设立“杨鲁安文化基金”。
　　对于杨鲁安来说，建馆只是一个新起点；把藏珍馆管理好、利用好，这才是关键。他将藏珍馆定位于“集收藏、陈列、研究、交流四项功能为一体”。因为只有这四者相结合，才能使藏珍馆走向开放型。
　　经过了深思熟虑，他提出了三点建议，并希望予以公证：
　　“第一、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从馆中借调藏品。这条路堵不住，藏品就会流失。
　　第二、不允许我的亲属以我的名义从馆中借调藏品，更不允许在经济上找后帐。建立起来的‘杨鲁安文化基金’，每年对文博事业有贡献的人进行奖励。
　　第三、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实行科学化管理。用好‘三员’：一是仓库管理员，捐出的8000多件文物，除展出了2000多件外，其余的还都在纸箱里装着；二是培养好的专业研究员， 聘有兴趣的大学生研究这些文物；三是训练称职的讲解员，针对不同层次的观众，准备不同的讲解词。”
　　这么多事，一件件做来，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但《杨鲁安藏珍馆藏品菁华》一书即将出版，却能让暂时无法来内蒙古看展览的人们先睹为快、一饱眼福。此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将于9月20日首次发行，彩色印刷，中英文对照，介绍了700件珍贵文物。
　　现年已75岁的杨老，每年还自费订着10份报纸、18种刊物，以此开阔眼界、活跃思维，是个与时俱进的老人。他说：“现在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培养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我们够落后的了！”但他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担忧：“科技会越来越发达，但古老文明已成定势，损坏了就再没有了。比如青铜器，也就是商周到秦汉这段时间，发展、繁荣、而后衰落。古代艺术是马鞍型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发展。”
　　采访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北京师范大学书法专业的一名博士生给杨老打来电话，杨老和他交谈时，有几句话语气很急切：“光陪名家唱几句，那不行！……赶快抢救啊！把老师肚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下电话回到书房，杨老沉重地说：“现在就苦于怎么把传统文化传下去。”
　　谈到100多年来的变化，杨鲁安先生深有感触地说：“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我国一步步沦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领土被瓜分，财富被掠夺，无以数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国外，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日益强盛，以前流失的文物也开始被一点点被收购回国。只有国富民强，才有能力购买，收回和保护好文物。希望年轻一代，更应该也有能力比前辈们做得更好，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多贡献力量。”
　　在人们眼中有着千万家资的杨鲁安，吃穿住行都极为俭朴。狭小的居室、八十年代的家具，证实了我们的耳闻。杨老对吃也不讲究，说：“正月里天天吃饺子我都不舒服。就怕开会，一开会，宾馆里的饭吃不进去呀。我就爱吃点面条、喝点小米粥。钱留着不买东西干啥？我一边买，一边捐。就在捐献的这两年中，又花了五六万块钱买东西，其中一面银镜，就用了一万二。昨天又买了一幅《神仙图》，花了三千。”
　　“我这么做，不是希望所有收藏家都捐献，但文物最终的归宿还应该是国家，绝不能倒卖出国！作为一个中国人，千万千万不能忘了老祖先，要对得起老祖先。”杨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1993年捐给呼市博物馆的55件文物中有2个仰韶彩陶，而在20世纪80年代，彩陶炒得相当厉害，如果偷运出国，这2个彩陶在美国能值一幢别墅。 也有人希望从杨老手中花高价收走几件文物，但都被他严辞拒绝了。
　　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为“还秋堂”，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天津解放前，他用80块银元买下了汉《史晨碑》拓本，是“秋”字不损本（明朝拓本，里面“秋”字都是完整的，清朝以后的拓本中“秋”字都少笔划，所以这本特别珍贵）。1966年9月，即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就被抄走，直到1984年落实政策才回来。他说：“纪念宝物失而复得，这是其一。我那时快六十了，老了，到了生命的秋天，但自认为晚节还可以；而且赶上了好日子，向老逢晨，这是‘还秋’的第二层含义。”
　　　　　　　　　　　　　　　　　阮鉴翁题散氏盘，武丁甲骨契遗编，
　　　　　　　　　　　　　　　　　老梅远嫁西湖畔，不枉人间物我缘。
　　这首诗是杨鲁安先生向中国印学博物馆捐赠时所作的一首诗，也是他的收藏人生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