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手抄本”，50岁上下的人都不陌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禁锢下，民间流传着一些不能公开发表的小说等抄本，如后来广为人知的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我这里说的“手抄本”不是这些，它既非小说，也未流传，虽很简陋，但抄自我手，许是敝帚自珍，三十多年来与我相伴相随，几近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1974年仲秋，我上了中学。学校设在镇上，家远的同学都住校。睡通铺，带干粮，箪食瓢饮。物质上的困顿倒也其次，最难耐的是精神上的贫乏。早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新近又发生了黄帅的反师道尊严和河南的马振扶公社事件，老师噤若寒蝉，学生多一半时间是在田里劳动，接受“再教育”。     然而，精力旺盛、求知欲极强的中学生却不满足于此。学校没有图书室，偶尔谁有一本小说之类的课外读物，大家都如获至宝，轮流看，一人最多3天。往往一本新书转一圈回来已是“脱皮掉肉”、面目全非。现在回想，书虽看得不少，能记起书名的，也就是《艳阳天》、《金光大道》几部。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造就了一双深度近视的眼睛外，还惯成了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阅读毛病。     因为书少，所以每见一本都稀奇。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传给我的竟是一本《唐诗一百首》。以我们当时的文化水平读唐诗，都很吃力，兴趣也不大，所以到了我手上，还如新的一般。书是50年代出版的，封面是白底子上印一朵大大的牡丹花，选诗下有作者简介及简单的注释。因为是普及读物，所选的诗在今天看来都很浅显。随手翻着，我被其中的某些句子吸引住了。此前见过的诗词，只有当时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37首，甚至天真地认为，诗词只是一种抒发革命激情的文体。而眼前的唐诗，竟然充满了离愁别恨、铁马秋风。虽然囫囵吞枣、半生不熟，我还是借助注释看完了全书，有的诗竟过目成诵。如沐清风，如饮甘醇，少年懵懂的我兴奋不已。     还书的日子转眼到了，心中却越发难以割舍。书的主人是高我一级的同学，人极豪爽，答许宽限一周。像是与心仪已久的宝贝擦肩而过而又失而复得，我眼前一亮，当即决定：抄书！从床铺下掏出开学时娘用鸡蛋换来的5毛钱，飞也似地跑到供销社，4毛钱买了8张整开的白板纸，2分钱买了1块墨水精，还剩8分，买了半盒“骆驼”烟，算是对师兄的感激。     一天的劳动课下来，同学们人困马乏，都早早睡了。而我却来了精神，铺卷展纸，一笔一划地抄起书来。窗外秋虫唧唧，床前一灯如豆，此起彼伏的鼾声伴着我的无眠，布满血丝的眼睛迎来一次次东方欲晓。     到了第六天，书终于抄完了。在灯下与原本细细地对了一遍，依依不舍地履约还书。     星期天照例是要回家的。因为抄本是厚厚一沓白纸，极易散落，我用夹子夹好，背回家里。灯下，娘纳着永远纳不完的鞋底，我翻着抄本。第二天一早，发现娘已用纳鞋底的锥子和麻线把抄本订得整整齐齐，压得板板正正，还用牛皮纸包了书皮，俨然一本书了。至此，我的“手抄本”大功告成。     之后，一有空闲，我就拿出“手抄本”，从容地阅读，一首一首地消化。除了正文烂熟于心外，连注释和作者简介也都几乎能背得下来。在文化极度贫乏、思想极度单一的年代，“手抄本”让我与唐代诗人神交，使我虽身处贫乡僻壤，却看到了边塞的大漠长河，田园的清新恬淡；听到了浔阳江头的嘈嘈切切，李凭箜篌的穿云裂帛；隐约体味到初唐的云霞海曙、昂扬奋发，盛唐的汪洋恣肆、大气磅礴。一唱三叹，反复吟咏，含英咀华，唇齿留香。干涸的心田如同得到春雨无声的滋润，禁锢的思绪如乘长风破万里浪。到了中学的高年级，又有幸看到了喻守真的《唐诗三百首详析》，使这种感觉拓展、升华。当然，这是后话了。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而今，大小书店满街都是，各种出版物汗牛充栋，美不胜收。就唐诗而论，全唐诗、诗人全集、选集，不一而足；精装的、礼品装的、电子版的，极尽奢华。以个人藏书而言，也琳琅满目，积箧盈笥。思想和文化禁锢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简陋的“手抄本”仍然雄踞于书橱最显要的位置。尽管纸已泛黄，字迹越来越淡，书脊的麻线已变脆，曾为我熬夜订书的娘也于15年前作古。每每看到它，就像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捧着它，就像摩挲着娘那长期劳作而粗糙的手。此中况味万千般，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文／李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