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长假的一个晚上，突然接到一位中年男子的电话：电话是从奈曼旗白音昌乡打来的。“王记者，我是王恩的儿子。20多年前你来我们村采访过大包干到户的事，我爹常提起你。现在的白音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的变化更大。我爹催我给你打电话邀你来看看，你能来吗?”他的话立即使我想起那次难忘的采访情景，我说：“谢谢你爹了，我已经退休了，不过有机会我会去看看你爹的！”     沿着时光的隧道，追溯到26年前的初春。那时我在哲里木报社（今通辽日报社）当记者，为采访全盟第一个搞大包干到户的白音昌公社，清晨我从通辽乘坐长途汽车，在土路上颠簸了7个多小时才到奈曼旗。第二天又乘车赶到白音昌，这是奈曼旗最为贫困的公社。全公社有14个大队，86个生产队，1.3万人口，连续20年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由于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于宪章对中央文件精神认识明确，贯彻落实的最好，包干到户责任制走在了全盟的前头。于宪章对我说：“1980年，我们先对50个最贫困的队实行了大包干到户。仅一年，粮食产量增长一倍，第二年全公社普遍搞了大包干到户。”     第二天早饭后，我步行10余里路，来到五队时，队部里无人，走了几户社员家，都是锁头看门，人都下田去了。当我走到一辆送肥车前，见到父子二人正忙着装车，我凑上前去说明来意，知道老汉叫王恩。他边擦汗边挥动铁锹装车，忙得不可开交。这时，我从他儿子手中接过铁锹，同他一起装车。车装好后，我发现在毛驴旁边还放着一副绳套，见老汉上前把绳套挎在肩上，吆喝毛驴上路，他在前面拉套，儿子在后面推车。我问老汉：“毛驴拉不动吗?”他笑了笑说：“是啊，往年送粪一天七八趟就够多了，这几天，每天要送十五六趟，一头驴怎能吃得消，就帮它一把吧。”空车返回时，王恩跟我说：“你们记者是写文章登报的，你看到大包干后社员的生产劲头了吧，这可是中央的好政策调动起来的啊！”我点了点头。他又接着说：“我们队的事能上报纸吗?”我说：“你们干得好，一定能，也包括你在内。”他兴奋地说：“真的！我等着。”     晚上，我采访了社员于彬。他是个能干的人，会种田、种菜，还会做石匠活儿和铁匠活儿。因手艺多挣钱也多，在所谓的路线教育中，曾3次作检查，3次遭批判。于是，他一赌气把小烘炉推倒了，连工具一同拉到供销社卖了废铁。党的富民政策下达后，他的心有了底，又把手艺活儿拣了回来，家里重新安上了小烘炉。他家分到50亩地，头一年获得好收成，再加上副业收入，8口之家，人均纯收入达400多元！这是多年来没有过的，可把老于乐坏了。他兴奋地对我说：“我是在穷山沟长大的，大半辈子还没坐过火车，如今有钱了，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年腊月，我带着儿子自费逛了北京，还给家里人买了服装和手表。再过几年我还想带着全家出去，好好看看祖国的山山水水。记者同志你说，我这愿望能实现吗?”我说：“你是位很能干的人，一定会实现的！”老于笑了。     搞大包干到户也使干部转变了作风。在长里沟大队，我采访了党支部书记李贵臣，他说：“土地分到家就得好好干，不然人家笑话咱。去年一年我干了十年的活。”     通过几天的调查采访，使我感到中央的决策像春风吹暖了人们的心田，调动起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次我以《春风暖人心政策化千钧》为题，写出了白音昌公社实行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气象。哲里木报一版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这篇文章很快又被《内蒙古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用了。     记者是历史的见证人。现在回顾这段经历时，我感到很庆幸自己为促进农村改革尽了一份力量。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改革浪潮中，记者就像大潮中的一滴水，被推上了潮头，激起的一小朵浪花。尽管采访是很艰苦的，但是，当你看到了改革的成果，听到了农民的笑声时，便会深感什么叫欣慰。    （王金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