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沿着白阿线（白城-阿尔山）行进，到五岔沟火车站时，天刚蒙蒙亮，周围群山笼罩在云雾中，天际露出长满林木、锯齿一样的峰峦。炊事员大声呼喊：“开饭啰！开饭啰！”才把和衣而睡的旅客惊醒。20世纪50年代的林区，人烟稀少，虽然白阿线早已通车，但是沿途火车站十分简陋，五岔沟也不例外，几间站房住着铁路职工，连家属在内也不过十多个人。我们森调队在五岔沟车站旁设置仓库，存放着整个作业期间所需的粮油食品等后勤物资。我们这个工组，组长老张兼调查员，我和老朴任测量员，9名临时工来自唐山市附近的乐亭县。饭后，组长安排大家准备进山的东西，让工友们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在我们出发前，上级部门为我们工组配备了一支破旧的步枪和3发子弹，以防备野兽的袭击。听说，附近有日本人留下的军火库，常有猎人前来寻找弹药。这一带距中苏、中蒙边境很近，当年日本人在这战略要地一线设有重兵防守。军火库就在五岔沟车站北侧，残垣断壁中各种炮弹堆积如山，大的一个人抱不动，小的只有巴掌大（据说是掷弹筒用的）。几个不知从哪里来的老汉和妇女，坐在炮弹堆下，用铁器砸掉大炮弹尾部的小铜环。不久，听说他们敲击引爆了一颗炮弹，死伤3个人。炮弹堆中没有步枪子弹，我很失望，只好从一位砸炮弹的妇女手中，以每颗1角的价格买了几发七九式子弹。     我们的作业区是在五岔沟火车站的西边，要渡过宽阔湍急的洮儿河。河边树上系着一条小船，谁都可以使用。我们划着这条船，把帐篷行李等物品分批运过河。这条河长而深，河边是一片沼泽地，长满茂密的莎草。山上南北坡是落叶松和白桦林。我们淌过沼泽地，沿着山脚向沟里前进。山脚长满半人高的鹅冠草和地榆。当地人说这条沟叫鼻死马沟，日伪时将患有马鼻疽病的病畜放逐到这条沟里，任其自生自灭。果然，沿途遇到不少白骨。我和老朴轻装快步走在工组的前头，我们的任务是寻找合适的宿营地。我们在作业区中心看中一个布满碎石的小山坡，这里向阳，地面干燥，附近乱石中有泉水渗出，我扒开石块造成一口水井，汩汩流出的清泉很快充满这个水井。我和老朴准备从南坡砍一棵落叶松做成长杆，悬挂我们的红白两色队旗。我们拨开密不透风的丛林前进。突然，老朴一声惊呼扑在地上，抱住一个幼小的狍子。母狍子早已惊走，留下的小狍子隐藏在树丛中被老朴发现了。后来，这只狍子成为大家的宠物，开始用绳子拴着，后来放开也不跑，整个作业期间与我们同吃同住，回到乌兰浩特森调队总部后，像狗一样跟人，后来被野狗咬死。     住进宿营地的头几天，我们3个老森调队员早已习惯这种林中生活了，倒头就睡。几个临时工，听着隆隆作响的松涛和不时传来野兽的吼声，吓得心惊肉跳，彻夜难眠。白天成群的蚊子如影随形，前仆后继，咬得人头膀手肿，工人们个个叫苦连天，都说这个钱真难挣。随着工作的开展，他们逐渐适应了这种艰苦的生活。     七八月份，林区进入雨季，几乎天天有雨，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每天清晨出工，半人高的杂草上挂满露珠，凡有沟的地方就得淌水，晚上回来，我们无不浑身湿透，必须坐在烧红的火炉旁烤出汗水，再用白酒使劲搓身子，否则第二天全身僵硬起不了床。     八月初的一天，浓云压着山，从西北方吹来冷飕飕的风，带着浓烈的雨的气息。大家正要出工，从远处传来阵阵雷声，一张乳白色的雨幕从沟深处向我们慢慢逼近，一道闪电随着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下，雨点敲击帐篷，其声震耳欲聋。出工无望，工人们凑在一起玩扑克赢纸烟。当时流传着吸烟的层次是：“有点文化，前门恒大；没有本事，绿叶勇士。”工人们当然属于后一种烟民，劣质的烟味充满帐篷。这时，炊事员发现我们的口粮只剩下少半袋白面、少半袋大米，急需到河对面的仓库去领取。每个工组都配备一名背工，三天两头去背运粮油、纸烟、报纸和信件。背工老刘奉命冒雨出发，直到傍晚，浑身是水的老刘空手回来，脸色苍白，惊慌失措，不停地颤抖。原来他到河边时，上游洪峰已经把洮儿河涨满，原来系在岸边树上的小船已在河当中，被河水冲击得摇晃不定，老刘仗着他在海边练出的水性游到船上。当船划到中流时，一个激浪涌来，小船被打翻，老刘抱住一根漂木在五里外挣扎上岸，又爬过几道悬崖陡坡才在天黑前赶回来。小船丢了，河水暴涨，供给无望，我们被困在远离五岔沟车站的鼻死马沟中。     为节省口粮，大家天天喝稀粥面片。粮食危机并不影响工人们的情绪。在连绵的雨天，大家聚在烟雾腾腾的帐篷内，不是打扑克赢烟，就是聊天谈女人。会拉胡琴的小李，还不时组织大家唱评剧，他竟然能把《刘巧儿》、《小女婿》全剧唱下来。只有工组长老张一人为断粮和工程进度而发愁。不几天，大家不赢纸烟了，原来纸烟抽尽了，这些烟民爬到床下找烟头，烟瘾大的干脆卷桦树叶子抽。     一天，小李打个哈欠说：“那年我家娶我嫂子时，那个喜宴才叫丰盛啦，杀了几十口猪，宰了十多头牛，红烧肉装了二十多瓮，干炸丸子放了一粮囤，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人多得像赶庙会，搭了四十里的大席棚。”有人问：“那怎么上菜呀？”小李头一扬说：“走马端盘子。”引起大家一片笑声。小李继续说：“不是乐亭吹牛皮，哪家不养二百鸡，哪天不下三百蛋，顿顿炒鸡蛋，哈气一股鸡屎味，拉的是蛋黄，尿的是蛋清。”我说：“你家只养二百鸡，哪能下三百蛋。”小李忙说：“还有一百鸭子。”大家哄堂大笑。张组长急了，大声说：“甭瞎吹牛啦，明天连稀粥也喝不上了。”大家一下沉默下来，坐看帐篷外的大雨，谁也拿不出个好主意。这时，睡在帐篷口的老韩说了话：“不要怕，没粮咱们吃鱼。谁会编须笼（须笼是林区人捕鱼的工具之一，须笼是用柳条编制的，小口窄颈，腹大而长，鱼进去后就不能出来）？”小李说：“我会。”原来这些来自海边的乐亭人早已发现河里有很多鱼，他们个个都是捉鱼的行家里手。小李冒雨割回一捆细柳条，编了一个须笼。大家在帐篷前小河中打了条坝，把须笼口朝下游夹在水坝中央，河水从须笼中流过，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夜间，鱼听见水声，逆流而上，钻入须笼再也出不来。第二天上午，我们从须笼中掏出10多条1斤半重的鱼，有细鳞鱼、哲罗鱼和狗鱼，这些冷水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光吃鱼不行，背工老刘想起在河边一个山洞里，有几块当地人放在那里的豆饼。于是鲜鱼、豆饼成为我们活命的口粮。雨停了，河水还在暴涨。有一天我们在河边的山崖上立标桩，小李拿我的经纬仪向五岔沟车站张望，众人也都凑过去抢着瞭望，嘴里说：“长头发、长头发。”我拿过仪器一看，对岸车站的景色清晰地映在面前，管仓库的老柴正和一个梳两条大辫子身穿粉上衣的妇女，用桦树皮忙乎着什么。我们已经有几个月不见外人了，见到外人十分稀罕，见到女人更是稀奇，何况大辫子粉上衣的女人是站长俊俏的老婆。天晴了，水未退，每天吃豆饼鲜鱼，把大家吃得脸色发青，嘴里发苦，排气如雷。     一天，我出工时顺手提上那枝没人动过的老步枪，揣了5发子弹。当走到杂树丛生的山坡时，忽然窜出一只狍子，我连忙端起枪，推上子弹，扣动扳机，撞针咔的一声，枪未响，原来是发臭子弹。霎时，狍子已经没入沟中，很快又在对面山坡上出现，费力地向上逃跑。突然，我的枪被人一把夺去，拉栓、子弹上膛、枪响，狍子跳了一下从山坡滚下来。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大家齐声欢呼：“打中了！”这时，我才发现夺枪的人是老韩，这人长得黑壮结实，平时不多说话，遇事很有主见，是众工人的头领。后来我才知道，老韩曾是八路军冀东支队的神枪手，枪法超群，百发百中，不幸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日本人把他和一大批劳工运到北海道挖煤，在非人的待遇中九死一生，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这只狍子加上本地出产的山菜，在炊事员的手中变成10多个花样肉菜，有红烧排骨、桦蘑炖肉、黄花炒肝尖、狍腿烧猴头等。大家兴高采烈，吃得正上劲儿，忽然听到炊事员在帐篷外大叫：“老柴来了。”众人一齐出去迎接。原来河水已经退回原河槽，老柴学鄂伦春人办法，用桦树皮做了一艘轻舟，为我们送来白面、大米、豆油、纸烟和白酒，真是雪中送炭，解除了我们被困了半个多月的窘境。    （段迅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