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以前的事了。一个人远离亲人在基层工作，除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需要自己照顾外，最难受的就是对亲人的思念。班车十天五天才一趟，还不是趟趟都有亲人的来信。班车一来，一群年轻人就围到邮电所发信、拿信。那时候有朋友、亲戚的来信和信的多少，公社机关里的年轻人都知道，都羡慕那些有很多来信的人。     见信如见人。父母不识字，信都是弟妹们写，也就只有弟妹们的语气，就感觉只是见了弟妹而没有见到父母。     打个电话是很奢侈的事。     你要到邮电所去，写个单子登记完，你就等去吧。     电话先由公社要到旗里，再由旗里要到父母所在地腰坝公社，再由腰坝公社邮电所要到队上。大队上没有安电话的，就由邮电所的人托熟人往队上带口信，让接电话的人设法来到公社，再联系对方。一个电话少则数小时，多则半天、一天，甚至好几天才能接通。     说电话奢侈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电话费贵。挣三十多块钱工资的时候，电话费就好几毛，感觉没说上几句就上块了。我那时有稿费，一篇稿子最少的稿费是八毛，哪个月也有好几块，最多的时候收到过十二块，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三分之一。我的信不是最多，可我的稿费汇款单是全公社最多的，所以，我受人羡慕，我敢打电话。电话费多的时候，就先记账了，稿费来了再扣。所以邮电所的老赵和小李贼喜欢我去打电话。我和别人不同的是，登记完后，我可以回卫生院上班，接通了他们来叫我。当然，卫生院和邮电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现在想起，真是难为他们了。真怀念那时的服务态度。     和牧区公社不同的是，腰坝卫生院居然有一个被院长锁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摇把子电话，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完电话不用再在邮电所傻等了，因为等的时间长了有病人来便找不到你，你就得事先请假，这也是和牧区卫生院明显不同的地方。你说，为打个电话请假扣工资是不是不划算。     我那时是腰坝卫生院的住院部主任。有一次来了一位农场的产妇，预产期过了几天了也没个动静，妇产科大夫刚出门学习，产妇就有了宫缩。家里没钱上旗里住院，我们就给她请旗里的妇产科医生来卫生院接生。电话登记后，我们就守在怪怪的黑色摇把子电话旁。产妇的宫缩越来越紧，要旗医院的电话就是接不通。十几分钟催问一次邮电所，大概那天邮电所里忙或是工作人员心情不好，还没催问几次就发了毛，把我们呛得谁也不敢出声。到了下班电话也没接通，可巧卫生院来了一辆到一个职工家探亲的车，就请求人家迅速把产妇拉到旗里了。否则咋办？     到木仁高勒上班后，先是花三百块钱给卫生院安了一部电话，当然，依然是黑色摇把子的，除为了请大夫叫救护车方便外，主要是为了和旗里的卫生局以及有关单位联系。有一次有急事，班车又过去了，上午十点多向邮电所要了电话，到下班也没要通。中午，我饭也没吃到邮电所里等，还是没通。下午又继续等，等得眼睛快出了血，把黑色的电话机瞪成了红色，电话就是不通。木仁高勒是离旗最近的苏木，那时的里程是二十三公里，打个电话都这么费劲。     后来有了程控电话，初装费几乎是一年的工资，夫妻俩商量了好几天，终于咬牙装了一部。虽然费用很贵，可确实方便了许多，打出打进就在家里。那时我们住在了楼上，虽然当时社会上喜欢住楼房的人不多，我们确实见识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理想”，着实开心了一段日子。电话安完的那天下午，我处在一个较高的兴奋点上，一下午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告诉他们家里的电话号码。那是九十年代早中期，家里安电话的人家不是很多，现在想来，那天下午我的兴奋是有显摆之意。     之后，“电话”一词是怎样深入人们生活的，此不赘言。我要说的是到了新千年，应朋友张成之约，到距巴彦浩特270公里的乌力吉为一部专题片写解说词去采访。手机没有信号，到养路工区打固定电话，又发现了黑色摇把子电话。这里的人工长途电话先要通到300公里外的阿右旗，在经600多公里通到巴彦浩特。近千公里的通话距离，接通一次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到了新千年还不通程控电话的养护队，很是让我难忘。     北京大学一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在阿拉善作培训时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时说，八十年代初，他考大学时背过一篇英语课文，大意是说，再过一百年，人们打电话就可以在室外边行边打。到他大学刚毕业，梦想就变成了现实，就有了大哥大。才几年？     现在，固定电话成了过去，没手机的人成了少数，有几部的人也不在少数，许多人拥有几个号，把个信息产业火的。手机在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通讯需求时，开始有了噪音，有了公众场合烦躁的彩铃，有了公共场所喧哗的接听，有了影响健康的辐射问题，有了服务质量的大量投诉，有了防不胜防的“套餐”，有了一言难尽的短信，有了人类通讯文明的烦恼……     来自国家信息产业部的消息说，中国的电话用户正在向九亿逼近，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啥？    （张继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