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爸爸电话：家里上宽带了，还装上聊天工具，一家人都成“网友”了，又能说话又能看的。你也弄个号加进来吧！“嘿，老爷子快70岁了，还挺时尚”，接完电话，多年来和父亲的通信往来一点点地在脑海中清晰起来。     1972年，我出生在克什克腾旗土城子镇瓦房村。为啥叫“瓦房”，我到现在也没搞清，只是记得那里是清一色的茅草顶、泥巴墙的屋子。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爸爸就到旗“首府”经棚镇里工作了，妈妈领着我们5个孩子艰难度日。     瓦房很偏僻，不是逢年过节，爸爸难得回次家。平时就靠村民到旗里串门、作小买卖时给捎回爸爸的口信，有时还会捎回一小包糖果。于是，5个孩子馋猫似的坐在炕上，等人家一走，就一拥而上，甜甜的糖块进了嘴，心里那个美。只有妈妈认真地品味着爸爸的话，时喜时忧。     1978年，一家人随爸爸进了城。由于没见过砖瓦房，我把长途汽车站候车室当成了北京天安门，惹来了哥哥姐姐们的嘲笑。小学一年级学了“我爱北京天安门”那一课，我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当然，也学到了邮局之类的知识，上下学时看到路边墨绿色的邮筒，总是忍不住摸两把，有时还恶作剧地往里面塞点捡来的烟盒，全当给人寄信了。     升初中的时候，爸爸调到元宝山区工作，从那时起，我们一家才真正地与爸爸有了书信沟通。妈妈文化不高，写信有时会让孩子们代笔。当然，我最“擅长”的工作就是往邮筒里投信。那时的信不送到个人家，爸爸的来信大多由原单位的人转交。每当信来时，妈妈和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由文化“较高”的哥哥姐姐负责读信。“好好学习，将来要有出息”，这是爸爸来信中总叮嘱我们几个的，然而当时玩兴正足的我却根本听不进去。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对不住他老人家。     这样书信往来了一两年，我们举家迁到了元宝山区，与爸爸的书信沟通暂时告一段落。没过多久，哥哥就赴日本留学，经常会寄来“国际信件”，那时开放的程度不比现在，远隔重洋的信件极少，全家人也因此而颇为“自豪”。     首次以第一人称给家里写信是1990年上了大学后。第一封家信自认为写得很认真。没过多久接到爸爸回信，用了很大一段文字对我的“书法”进行了“批判”，着实令我很伤“自尊”。爸爸的字写得不错，像他的性格一样刚正遒劲，可我这个做儿子的怎么也学不来。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写，心想：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亲情。     大三的时候，学校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公用电话亭，家里也终于安了电话。这可一下子救了我这个不擅写字的人，一个电话几分钟，就把要写一个小时的事“搞定”了。开始，爸爸对我这种“奢侈”的行为极其反对，后来也渐渐发现了这种“快捷方式”的好处，有时还会打电话到宿舍楼值班室找我。只要看门大爷通过传呼器（学校给每个寝室里安装了此物，便于及时清退不该逗留人员）一喊：“303的江新辉，电话！”我就蹦着高的跑下楼去。     大学快毕业时，几个“大款”同学配上了传呼机，黑亮黑亮地别在腰带上，时不时“滴滴”乱响，着实让人眼热。我当时设想了一个场景：毕业回家，腰里也别着一个“家伙式”，该多长脸。可惜自己不争气，这个梦没实现。     妈妈生病去世了，我参加了工作，爸爸不久后也退休迁到了北京，兄弟姐妹们都天各一方，电话成为最主要的沟通手段。我用的第一部手机是摩托罗拉168，个头比“大哥大”小，却很有分量。刚拿到就给爸爸打了个电话，爸爸说：瞎闹，你挣几个钱啊？果然，一个月打进去200多元，相当于我当时工资的一半，从此以关机为主。     渐渐地，工资涨了，话费降了，终于用得起手机了，而且一个个地换了好几次。此间，爸爸也有了手机，但他并不常用，在他看来，还是用坐机合适，手机也就是应个急。     突然有一天，接到了一个短信：“我这一切都好，勿念。你们要带好孩子，也注意自己的身体”。哈，爸爸会发短信了！想想他年纪大了，眼睛也花，又刚刚查出糖尿病，要在手机上写短信，真的挺为难。打过电话去一问：原来换手机了，为了发短信方便，弄了个大屏幕手写的。从此，短信成了除电话外最方便的沟通手段。看我实在不成气，爸爸又把当年教育儿子的话转移到孙子身上：要好好学习，将来别像你爸爸一样没出息！     快过年了，对爸爸的思念也越来越浓，想着爸爸日渐苍老的面容，想着家人围坐在一起读信的情景，想着爸爸书信里、电话中、短信间的叮咛嘱托，想想自己远在天边不能伺奉身侧，很酸楚，也很愧疚。还是赶快申请个网号吧，跟爸爸成为“网友”，一家人来个“网上团圆”！    （文／江新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