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来自中国和美、法、英、瑞士、韩国、印尼等国的100多位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第四纪地质学、博物馆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齐聚萨拉乌苏河畔，就萨拉乌苏遗址的地层、年代与环境、“河套人”的体质特征等多个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萨拉乌苏为啥吸引如此众多中外科学家蜂拥而至，萨拉乌苏那神秘的面纱下又掩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密码——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博物馆学、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mileLicent）曾在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河流域考察，当时邵家沟湾当地牧民旺楚克（汉名石王顺）引领他采集到许多哺乳动物化石、人工打制的石器和三件人类股骨化石。于是他着手科学发掘，发现一枚幼儿的左上外侧门齿，经权威学者研究，命名为“theordosTooth”（鄂尔多斯人牙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这个在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古人类学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考古学家杨泽蒙先生对此作过比较详尽的阐述：遗址发现之后，研究工作也随着展开。最早的有前面提到的专家桑志华主编的中国第一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报告《中国旧石器时代》。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考古学专家裴文中先生首先相继使用了“河套文化”和“河套人”这两个中文名词。“河套文化”由鄂尔多斯萨拉乌苏遗址和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同构成，而“河套人”就以步达生最初命名的那颗“鄂尔多斯人牙齿”为代表。1956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的汪宇平先生，奔赴萨拉乌苏对遗址调查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共发现古人类头盖骨、股骨化石各一件。这是继桑志华之后，有关“河套人”的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我国文物工作者在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首次重要收获。定位于“河套人”的体质特征属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更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     1960年和1961年，汪宇平先生又两次来到萨拉乌苏河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件人类顶骨，在当地老乡的手中征集到已断裂成三块的面部连着额骨的人类头骨化石，并新发现了一处化石及人工打制品产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河套人”的认识，丰富了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内涵。     1978年-1980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董光荣先生带考察队在萨拉乌苏流域开展系统考察，由于在考察工作中发现了人类化石、文化遗物等，董光荣先生即时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加盟。在我国著名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专家贾兰坡先生的亲自主持下，首次对萨拉乌苏遗址较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突破。     1988年，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文物工作站、乌审旗、鄂托克前旗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对伊克昭盟境内的萨拉乌苏河流域进行了全面调查，新发现1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2003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袁宝印研究员在巴图湾水库附近萨拉乌苏北岸原始地层的断壁上，发现有典型的萨拉乌苏打制石器。     截止到目前，鄂尔多斯境内的萨拉乌苏流域已发现至少10个较为集中的化石出土地点，共发现人类化石、石器等文化遗物600多件（其中保存在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的有200余件）。     1992年7月1日，以“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命名的“河套人及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产区由乌审旗人民政府公布为旗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诸遗址点的保护范围，各遗址点派专人守护。1996年5月28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伴随着学术界对萨拉乌苏遗址所处年代的新认识，“河套人”在体质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可能成为开启中国现代人起源迷宫的钥匙。因为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的关键，就是那些距今5—1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河套人”生活的年代，恰恰为距今7—14万年，正好处于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课题的要害所在。目前，这一测年已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基本认可，因此，伴随着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不仅中国现代人究竟是从何起源的这一困扰学术界近一个世纪的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且该人类所特有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也随之将有一个圆满、合理的答案。     同时，萨拉乌苏遗址是最早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萨拉乌苏动物群是华北第四纪晚更新世经典动物群，萨拉乌苏大剖面是揭示中国华北地区第四纪古地质、古气候、古环境变幻的窗口。虽然经过中外多少代人的努力，萨拉乌苏遗址及其文化的部分密码得到破译，但那神奇面纱还远远没有揭去，它还有太多的信息等待我们去解开。    （文／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