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晨4时30分，牛玉儒去世，年仅51岁。从查出癌症到去世，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
作为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他本有定期的体检，但他很少顾上，他总说忙。
在患癌症住院期间，他很少谈过工作以外的事，没有提及生死身后。直到最后一次昏迷前，他仍在写对呼和浩特的经济发展构想的文章。在他去世两个多月后，谈起他，呼市市民脸上仍是无限哀恸和惋惜。
没人敢告诉他病情
每年都会有定期体检，牛玉儒很少去，说没有时间。
2004年1月份体检时，市委书记牛玉儒曾去医院，但中途又走掉，因为突然有一个小组会要开。
他时常感到胃痛，常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买药。2004年开春以后，胃药吃了没有以前那么管用了。他也常常感冒。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了这一变化。
2004年4月22日，秘书李理趁人代会分组讨论的间隙，把牛玉儒劝到内蒙古医院就医。
检查结果：结肠癌肝转移。李理当时被震呆了。
李理没有告诉牛玉儒真实的检查结果，而说医生怀疑他肠内长了息肉，需要去北京做进一步检查。牛玉儒坚持要等两会结束后再到北京。牛玉儒的病情被汇报到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
4月26日上午，牛玉儒的妻子谢莉接到市委一位领导的电话，说牛玉儒肠内长东西，让她收拾一下后陪牛玉儒去北京检查。
谢莉说，当时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当天中午，牛玉儒等乘机前往北京。当天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
医院确诊为结肠癌肝转移。
牛玉儒的妻子跑到墙角去哭，李理等工作人员努力装作若无其事。
没有人告诉牛玉儒真相，因为他正当年，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给呼市制定了很多目标要完成。身边的人告诉牛玉儒，确诊是肠内息肉，需要手术切除。
病房变成办公室
利用“五一”假期动手术，3天后下地，7天后拆线，15天后回呼市。这是牛玉儒对治疗的构想，他让身边的人去跟大夫交涉。
5月3日，牛玉儒接受手术治疗。15天后，他没有出成院，而是接受第一次化疗。大夫说，有癌变前兆，所以要进行化疗。这次化疗后，牛玉儒再也没有主动问过自己的病情。
李理说，牛玉儒没把心思放在治病上，把病房当成办公室了。
牛玉儒手术后，很多部下前来探望。每当有人探望，牛玉儒就问各个部门的工作情况。往往一谈话就很长时间，等探望的人走了，他会出一身汗。大夫认为他该注意休息，但家属和工作人员总难劝动牛玉儒，只好搬来护士干涉。一开始，牛玉儒是“服从”护士的，但他很快发现了“端倪”———怎么一有人来护士就来“赶人”，他就“不干了”。工作依旧在病房里进行。
牛玉儒住院后，李理每天都要按他的指示打无数个电话，安排工作或者询问工作进展情况。
建委主任孙建华接到无数个牛玉儒的电话，询问新华广场的建设，呼伦路、锡林路的建设。
一旦有人到病房探望，他就问城市建设的进展情况。往往来探视的人想看看就走的，却走不了。哪条路修到什么程度，哪些街灯亮了，广场建成什么样子了，老百姓有什么反映……牛玉儒会问得很细。
牛玉儒几乎每天都要给副市长（现为市委副书记）张伯旭打一个电话。他放心不下汉鼎光电项目。这是台湾建鼎集团在呼市的一个大的投资项目，也是呼市乃至内蒙古最大的信息产业项目。牛玉儒希望把呼市建成中国北方的主要信息产业基地。
8月6日，张伯旭到北京探望，生命几近衰竭的牛玉儒跟张谈了40多分钟，几乎全是谈项目进展情况。
三次抱病回呼市
2004年6月中旬，病中的牛玉儒“说服”了大夫，回到呼市。
此次回呼，牛玉儒主要想检查重点城建项目。
6月15日他视察了东河治理工程、新华广场、站前广场等项目。有人注意到他“衣服宽松，但精神饱满”。当天视察完最后一个项目时，牛玉儒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他双腿微颤。
牛玉儒从呼市回北京后，想说服大夫让他回呼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北京治疗。他没能说服大夫，但他利用化疗间隙，6月底再次回到呼市。
二次回呼市，牛玉儒主要是想视察几个开发区和大型项目的建设情况。6月30日他视察了如意开发区、汉鼎光电项目等，7月1日视察金川开发区、伊利新工业区、TCL扩建工程等。
牛玉儒第三次回呼市，是7月中旬。7月16日，牛玉儒要主持呼市九届六次全委会。这次会给牛玉儒身边的人和开会的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牛玉儒是注重在公众面前的仪表的，他要给人以精神抖擞的形象。化疗后的他很瘦，2尺9寸的腰围成为2尺3寸。去开会前，牛玉儒发现穿上西服后，空空荡荡的，肩也撑不起来。他就一层层地套内衣，再穿上衬衣、西服，然后转过身去，问妻子和女儿：看上去怎么样？她们说：挺好的。牛玉儒听后才出门。他一出门，妻子和女儿就哭了。
市委知道他身体吃不消，给他准备了约40分钟的发言稿，但牛玉儒甩掉了稿子，工作报告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当时开会的人们记得他慷慨激昂谈经济发展目标，人们群情激昂。
牛玉儒的司机陈磊说，演讲后，牛玉儒一上车就大汗淋漓。
陈磊搀他回家时，他脸色惨白，回到家往床上一躺，连翻身都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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