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数据是令人吃惊的。2004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4∶1，若考虑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约为5～6∶1，而改革之初的1978年，这个比例是2.5∶1。这一差距反映的是发展上的差异。而城乡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设施上的差距则更大：农村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占39.1%，远低于城市65.4%的水平；目前，90%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全国还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的厕所……

    有一位专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瑞士驻华大使，回国后有人问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他说，中国有3亿多人口的城市和欧洲差不多，8亿多人口的农村和非洲差不多，欧洲加非洲就是中国。

    过大的城乡差距在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堆起了一座大山，若农村凋敝了，农民贫困了，必然会危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袋子”、“菜篮子”。谁又能想象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50%到60%的水平，还有7亿到9亿人生活在落后农村的情形？

    中国的国情，当前城市化中出现的矛盾，都令中国高层思考着到底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如何调整城乡关系，又如何进行乡村建设，为中国人的大多数农民谋福祉。

    据权威人士透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法酝酿过程中，中央曾派考察团到拉美考察城市化问题，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拉美一些国家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城市中形成大量贫民窟的现象，显然是中国必须设法避免的，十一五“建议”中特别强调城镇化必须“健康”发展，即含此意。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则让中国的高级智囊们形成了一种认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是可以避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的。

    有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韩国的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是1∶0.94，而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韩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始终是1∶0.8～0.9。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新村运动”，是带来城乡和谐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据权威人士透露，赴韩国考察“新村运动”的专家们回来后形成了“关于韩国‘新村运动’的考察报告”和“关于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两份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