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反腐败，本来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事情，但就是这么严肃的话题，也掺杂着不少有趣的花絮。小偷偷出贪官的故事，就曾经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比如贵州某县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小偷行窃县政协一位副主席家，将偷得的一条裤子搜包后丢弃，两个学生捡到裤子交给了公安局。公安局发现那条裤子上的皮带异常厚实，遂割开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几张巨额存单，其存款人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公安局觉得如此巨额的存款与一个县级干部的合法收入明显不符，于是将情况上报。有关部门顺藤摸瓜，一查出该官员贪污受贿十几万、挪用私分公款和涉及其它违纪金额500多万元的腐败大案。

    上面讲的是“偷”出来的贪官，这里再讲一个“拆”出来的贪官。最近，在内蒙古乌拉特前旗，政府机关宿舍楼搞拆迁，工人们在施工中从一家房顶天棚上捡到两个存折，存款金额达47万元，存折上的名字是原旗科技局局长、现离岗退养的院保卫。据院保卫自己说是搬家时搞忘了，此事一时间在当地成为街谈巷议。检察院觉得40多万的存款，竟然在搬家时搞忘了，那他家的实际财产恐怕比这个数额大得多。于是也来了个顺藤摸瓜，果不其然，一举查实该官员在担任镇党委书记、城建局长，林业局长和科技局长等职务期间，大肆贪污受贿，涉案金额达420多万元。

    说了这两件事情，我就在寻思：如果不是那个小偷前去作案，如果不是正好偷到胡方瑜家中，如果小偷作案后将裤子销毁，如果……，那么这位胡方瑜今天应该仍然在县级领导位置上安坐无恙。同样，如果政府机关宿舍不拆迁，如果院保卫搬家时不遗忘存折，如果工人施工时将存折混入建筑垃圾，如果……，那么这位院局长也应该仍然在家安度闲日。由此又寻思到：还有多少像胡方瑜这样的贪官，没有被小偷光顾过呢？还有多少政府机关的宿舍有待拆迁呢？那些比副县级高得多的贪官们，住在高楼深院，门口四周重兵把守，纵然有“鼓上蚤”的本事，恐怕也难以深入“官穴”。因此，指望靠“梁上君子”们去逐个偷出贪官，无异于守株待兔；指望靠拆“官宅”去拆出贪官，更是一项“百年大计”。这“偷”出来的贪官和“拆”出来的贪官，虽然说也是一个反腐败的“成果”，但这笔功劳到底该记在谁的头上呢？那些负有职责的“有关组织和部门”，难道不感到尴尬和汗颜么？

    最近湖南郴州一个外号叫“三玩干部”的贪官，贪污受贿几百上千万，据本人说在当地目前只能排名第12，结果一核实还真是如此。随着社会和民众对腐败问题的日益关注和强烈不满，那些腐败分子的作案手段是越来越高，隐蔽性也是越来越强。然而，由于制度上和监督上的严重缺陷，未曾暴露的腐败分子何止成百上千，就拿这个排第12名的“三玩干部”来说，谁敢说他的排名以后不再往后靠呢？

    在此笔者需要声明一下，虽然在司法上要坚持实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但是笔者所言还有大量隐藏的腐败分子存在，只是一个宏观的“有罪推定”说，并非针对某一具体官员而言，故而不要自动“对号入座”。事实上，正是因为发生了偷出贪官、“拆”出贪官这样的“人祸”，才使我这个宏观“有罪推定”有了可靠的佐证，也充分证明了反腐败斗争任重而道远，艰巨而曲折。借用中山先生的名言就是：反腐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过不是靠小偷努力，也不是靠搞拆迁的工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