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枯燥，却最具说服力。

    经过充满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改造和建设，无论是人们耳听眼看的切身感受，还是异乡人到鄂尔多斯发出的慨叹，都毫无争议地明确一个事实：近年来，鄂尔多斯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品位也上升了一个层次，正在逐步适应工业化进程，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日益提高，城市功能尤为明显改善，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正在渐趋缓解。

    明晰形势，市二次党代会又提出了“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全面加强基础产业”的发展要求，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进行了强调和部署。在水利建设上，强调强化水利的基础产业地位和国民经济的命脉作用，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优化配套、完善功能的原则，优化配置水资源，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益，要推动农业水利向产业水利转变，使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交通建设上，要改造提升传统交通业，完善立体交通网络，把我市建成连接晋陕宁的重要交通枢纽。

    去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市委书记云峰和市长杜梓等领导曾专门赴八旗区进行调研，寻求基础设施建设这一重大课题的破解之道，并针对每一个旗区的实际进行具体的要求和部署。

    每一个成就，我们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每一处不足，我们也为之遗憾、盼望革新。这次部署，无疑又是一张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员令，全市上下各旗区、各有关部门已经纷纷行动，开始打响了又一场解除基础设施制约“瓶颈”的战役。

二

    生态，最大的基础设施。构建和谐社会，首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建设不好，一切无从谈起。

    曾经，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鄂尔多斯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风大沙多，十年九旱。８．７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毛乌素沙地、库布其沙漠和丘陵沟壑区、干旱硬梁区各占４８％，每年注入黄河的泥沙有ｌ亿多吨。

    虽然长期以来，各级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和关怀鄂尔多斯的生态建设，各族人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由于自然、人为因素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始终难以摆脱破坏—治理—再破坏—再治理的困扰。特别是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０年，连续三年大旱，鄂尔多斯草原赤地千里， ８０％的草原沙化、退化。生态，成为我市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最大威胁。

    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生态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之一，采取了包括加大投资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措施，为鄂尔多斯的防沙治沙、生态建设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与此同时，鄂尔多斯市委、政府在继续坚持过去的战略方针的基础上，顺应自然规律，开展了一场生态建设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革命。

    ——提出建设“绿色大市、畜牧业强市”的发展思路，对农牧业生产区域布局、种养结构、养殖方式、人口布局、产业化发展、资金使用方式进行“六大调整”。

    ——进行草原畜牧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禁牧舍饲”。草牧场在落实“双权一制”划拨到户的基础上，实行“禁牧、休牧、轮牧、限牧”和牲畜舍饲半舍饲。这一变革，是对传统散放畜牧业的一场革命，是草原畜牧业发展历史上的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解决了草、畜、人及发展之间的矛盾，使生态、经济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这是鄂尔多斯生态好转、植被恢复的主要原因、根本措施、基础工程。

    ——为养而种、以种促养、以养增收、立草为业的思路，推进了草原生态建设向良性发展。广大农牧民转变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禁牧休牧、划区轮牧、舍饲和半舍饲养殖、建设养畜蔚然成风，人工种草和青贮正成为农牧民的自觉行动。

    ——培育和扶植企业治沙，进行产业开发，有力地推动了生态建设的发展，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牧民植树、种草、种药材治沙、管沙的积极性。就连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也高度赞扬我市产业化治沙的创举。

    ——采取“谁造谁有，合造共有，长期不变，允许继承”，“一矿一企治理一山一沟，一乡一镇建设一园一区”等生态保护建设政策，吸引了大批企业和个体参与生态建设，初步形成了全社会参与、多元化投资的新格局。呈现出治理主体由集体、国家为主向社会各界多元化转变，由简单行政命令为主向政策引导和机制激励转变。

    ——实施转移收缩战略，对农牧区人口布局、产业布局、种养结构及生态建设布局进行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调整。提出将不适合人居的丘陵、荒漠、戈壁和农区人均水浇地不足２亩的农牧民全部迁出。制定和落实“双减双增、双退双还、双禁双推”十二字方针。划定和增加无人居住生态自然恢复区和生态人工集中治理区面积，加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力度，全面实行禁牧禁垦政策，实施“山川秀美”和“大漠披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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