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对种种市场风险的警惕，有关部门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远的不说，五一节后，中国证监会于5月11日和23日连续发出加强投资者教育、防范市场风险的通知；人民银行于5月18日一举推出三率齐动的货币政策“组合拳”；银监会为QDII亮起了政策“绿灯”……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率，则是在上述政策效果尚未显现、股市风险却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出台的一个更具针对性的调控举措。

    由此可见，这轮行情调整，主要原因不是来自某项政策，而是来自市场本身风险的积累。作为“外因”的政策调控，既是应市场之“内因”而生，也是通过市场之“内因”起作用的。市场调整的方向，也必将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要求：顺应股市规律，回归投资本源，支持和服务国民经济发展大局。

    换言之，正如阶段性的市场调整并未改变牛市之基本面一样，一定时期的政策调控也未改变政府的基本政策取向。

    从股市基本面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红利效应远未结束，工业化和城市化正方兴未艾，国际竞争优势依然明显，流动性过剩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股权分置改革这一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生产力释放效应尚未结束，适应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要求的大型国企整体上市才刚刚拉开序幕……我们没有理由因一时的波动和调整而对中国股市的远大前程失去信心。

    从基本政策取向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需要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它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也是发展直接融资、化解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的必由之路……我们没有理由因当下的政策调控而对积极发展资本市场的既定方针产生怀疑。更何况此次调控的本意就是要及时化解市场风险、防止更大的震荡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损失？

    牛市需要整固，繁荣需要理性。只有这样，市场才能沿着可持续的正确轨道发展，投资者才能真正分享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