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时隔14年，也就是1942年，在延安又同周恩来见面了。这时，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周恩来是从重庆回延安来参加整风的。这次相见同第一次见面时比较，14年的艰苦岁月，使周恩来同志看上去老了一些，但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显得更加深沉，明快而有吸引力的谈话，表现出随着阅历的加深，他更富有经验，更成熟了。见面后他就说："云泽同志，你的情况王若飞同志已经给我讲过了，我都知道了。"又说："你回国后，在绥远地区做群众工作，做军队工作，还抓了武装斗争，为党培养出了一批蒙古族干部，干得很好嘛!"我说："这些事都是按照党的指示去做的，特别是王若飞同志在绥远（内蒙古西部地区）期间，代表中央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很多重要指示和具体指导，过去工作中取得的这些成绩，是蒙、汉族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的结果，我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同党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后来周恩来又说："赢得抗战胜利还要进行艰苦斗争，中华民族在危难中，我们肩上的任务还很重，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谈话中，周恩来提到了一些内蒙古地区的人物，而且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基本情况都很了解。

    建国后，周恩来对我一直非常关心，50年代在一些重要会议上他总促我发表意见，并很重视我的意见，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记得1957年在青岛开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时，他已全面透彻地讲了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我不准备再讲什么了，可是他一定要我再讲一讲。于是我就讲了讲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几个关键问题。还有一次是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问题时，周恩来从历史到现实，从全国到广西，作了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的讲话，可是他还是要我再讲一讲。在他的促使下，我就按照中央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集中讲了把原广西省的行政区域全部划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周恩来对我这两次发言都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还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感动，终生难忘。

    "文化大革命"中，我长期被"监护"。1973年党的十大召开前，经过周恩来多方努力，解除了对我的"监护"，恢复了自由，让我回到了北京。事后我了解到，周恩来为了让我参加十大并选为十届中委，曾据理力争，纠正和批判了说我"反党叛国"、"搞分裂"等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特意把1945年10月中央派我去苏尼特右旗解决那里搞起的一个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说成是"单刀赴会"。并说："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的情况下．他敢于只带几个人去同那个搞分裂活动的'政府'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了不起的事。"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周恩来是冒着很大风险来伸张正义的。"四人帮"给我强加了"反党叛国"的罪名，本欲置我于死地。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保护，还不知葬身何地，更谈不上重新出来工作。周恩来为了保护我，与"四人帮"针锋相对作斗争。这是对一个民族干部的信任和爱护，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坚持党的原则、无私无畏、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每想到这件事，我都感到有一种对周总理无法报答的感激之情。周恩来对我的这种关心和爱护，远远超出了我个人，而是列所有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的关心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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