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停发工资。1969年钱老先生因病过世，动乱中的文史馆这才给老先生落实政策，把扣发的工资补发给钱学森。作为钱老先生的独生子，钱学森当然有权继承这一笔在当时看来为数并不算少的钱。但钱学森认为，他父亲是一位爱国人士，把这笔钱上交组织是先父的心愿，他自己不能要这笔钱。

    从这封信的内容推断，钱学森在前几天，即1969年９月16日已给文史馆写过信，说明此意。遗憾的是，我们尚未找到此信，这也许与当时社会动乱，档案资料保存不好有关。

    ９月16日的第一封信连同3000多元的支票寄到文史馆以后，陈君五曾答复过钱学森，说此事需请示上级，把支票退了回来。

    今次出版的《钱学森书信》中收入1969年９月20日信，实际上是钱老给文史馆的第二封信。他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我再次把支票附信寄上，仍恳请收下。我希望上级能够批准，允许先父和我们表达这个心意。如果上级不批准，也请留下这笔钱，就作为我自己，一个普通中国共产党员向党组织交纳的党费”。短短数笔，钱老的思想、党性、人品和倔强性格跃然纸上。

    由这封信，使我联想到钱老这一生对待金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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