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而深刻变化的30年，也正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在中国迅速发展的30年。

    一、民族儿童文学的振兴  （1978——1989）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各民族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对思想解放的大潮，通过作品批判了是非的颠倒，善恶的混淆，人性的压抑。如土家族孙健忠的短篇小说《牛牛的故事》，写还没有上学的牛牛种活了一棵小梨树，却差一点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砍掉。作家在民族儿童文学创作中张扬了民族民间儿童文学中善必战胜恶的传统的道德力量，复兴了“五四”以来中华儿童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这样的作品还有蒙古族作家云大健的《塞夫》、白族作家钟铁夫的《病》。这些作品都因揭露“文革”动乱造成的人的心灵创伤，而显得分外的凝重和沉重。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民族儿童文学在整体的“反思”、“沉思”的思潮涌动中，开始突破历史模式，使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在时代的寻觅前进中更加重视不同民族儿童形象的个性刻画、更加重视民族心理素质在不同儿童身上迥异体现的细致描绘，更加重视从民族儿童生活的小天地反映新的社会现实和时代本质的深入开掘。如藏族作家益希单增的短篇小说《啊，人心》，把笔触伸向藏族人的佛教信仰、宗教心理、民俗风习及藏人解放、军民关系等具有深厚文化内涵、深刻历史意蕴的诸多方面。又如蒙古族老作家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回族作家白练的《儿童文学三题》，都从不同民族儿童的生活表层写到他们的性格深层，并由此深入到了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蕴含。又由于作品的艺术表现顺应儿童审美心理，这些作品真正成为民族儿童文学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创造。从而使深刻的民族性寓于儿童最便于感触的浓郁的地域性之中；深邃的时代性匿于儿童最易于感知的生动的趣味性之间。显然，这时的民族儿童文学已经与历史一起发生了转变。

    同期，鄂温克族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老人和孩子》，藏族意西泽仁的《瞧，那儿还有两朵花》，土家族周文光的《我的朋友水生》，朝鲜族柳元武的《依布妮与百灵鸟》等等，都富有各民族儿童共有的蓬勃朝气和昂然正气，又有着不同民族儿童独具的情感方式和意志表现。浓浓的民族生活气息，栩栩的民族儿童形象，琅琅的民族文学语言，使这些作品在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中显示出各自的独特。

    显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是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振兴时代。回归文学本真、注重儿童本位，体现民族本色，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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